就这样他暗中保护了许多干部。

为了更好更多地保护蒙受冤屈的同志，在一次讨论如何组织军委纵队的会议上，他向朱德、周恩来等军委领导再次明确提出保护干部的意见和安排干部的方案：第一，是把红军大学和其他几所已被撤销学校中的一部分教员、学员，分配到各个军团中去补充干部缺额。

第二，组编成一个直属军委的干部团，调公略步兵学校校长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干部团仍属随营学校性质，以保留战斗骨干。

第三，将受“左”倾领导打击排斥的所谓“犯错误”的干部和编余干部，一部分安排在军委机关工作，另一部分编入干部团随军行动。

朱德、周恩来采纳他的建议，经过军委讨论批准，将党和红军的一批重要干部，其中包括萧劲光、郭化若等同志都被保护下来。

这些干部在遵义会议之后，都先后被恢复了名誉并分配了工作，他们不仅在长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全国解放以后，大都成为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人。

尽管叶剑英等主持正义的领导者竭尽全力保护了一大批干部，但是，“左”倾错误领导者对于反对他们主张的干部继续采取能整就整、能甩就甩的办法，进行打击迫害。

叶剑英遭到李德歧视，身处逆境，自身难保，对一些被硬行留下的重要干部也爱莫能助，有的甚至是亲密战友，也无能为力。

他后来回忆说：“李德那个人可厉害，他讲不赢道理，就用组织手段整你。

长征时很多干部没带出来，像瞿秋白、古柏、毛泽覃、刘伯坚这些同志战死的战死，有的被杀掉。

这都是李德他们搞的。”

叶剑英与刘伯坚是十分熟悉的老战友。

刘伯坚于1926年同邓小平、刘志丹等先后被派到冯玉祥的部队做政治工作。

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部长，深得冯玉祥、于右任、邓宝珊、杨虎城、吉鸿昌等将领的信赖。

1931年在中央苏区参与策划组织宁都起义后，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功勋卓著。

长征突围前，“左”倾错误领导者翻他的老账，无非是因为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反对过王明宗派集团，因此，刘伯坚被留在苏区，担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可是他并没有因为受排斥而消沉，仍然忘我的工作。

为了护送主力红军渡过于都河，他亲临架桥工地，开展后勤支援工作，从早到晚，站立河畔桥头，为长征战友送行。

他见到叶剑英，特意把酒饯别，倾诉衷肠。

两位老战友恋恋不舍，心情十分沉痛。

刘伯坚望着滚滚东流水，对叶剑英说：“大队人马向西转移了，我留在赣南没有什么作用，你还是想法反映反映，让我跟着走吧!”其实叶剑英曾几次把刘伯坚的要求向军委作过汇报，提议让他随队长征，但“左”倾领导者却说刘伯坚“婆婆妈妈的”，没有什么用，就是不同意他参加长征。

叶剑英欲语还休，只好互道珍重，洒泪而别。

后来，刘伯坚在赣南的一次作战中负伤被俘，坚贞不屈，壮烈牺牲。

牺牲前，曾在狱中留下《带镣行》的著名诗篇。

解放后，叶剑英为怀念刘伯坚烈士，曾赋诗一首：“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于都溅溅鸣。

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

诗中引用战国时期高渐离到易水河边为好友荆轲送行的历史典故，追记当年刘伯坚在于都河畔、黎板桥头，热情相送，依依惜别的情景，赞喻刘伯坚及其战友的高大形象，令人感叹不已。

这也是叶剑英对“左”倾错误领导者深恶痛绝的一首激愤诗篇。

三、长征突围负伤，在危急中救护中央领导和机关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

担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的叶剑英在连续突围行军作战中，协助周恩来、朱德处理繁忙的军务，及时传达并贯彻执行军委的各种命令、指示，随时处理部队行军作战遇到的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