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当天致电中央请示：“张冲早晨到西安，说蒋经国于本月17日到上海。

张意要我们派人于18日乘飞机到沪与经国谈话，指示他活动方针及今后与党联系。

张因不见我方消息，特来西安一次，在16日飞沪见经国，问周何日来西安。”

毛泽东、周恩来接电后即复电示叶剑英，可同张冲去沪见蒋经国，希望示意他以民主思想影响其父，增强其“对统一战线和共产党的信心”。

同时指出，“一切工作要适应环境去推动蒋，不要操之过急。”

随后，中央又去电改派李克农同张冲到上海。

叶剑英按照中央的部署积极进行这一工作。

此间，他还接待一些国民党及其他各界来访人员，向中央反映有关情况，并负责处理各种问题。

几乎与此同时，叶剑英在红军联络处积极同国民党谈判，营救红军西路军失败后的被俘人员。

1937年4月上旬，中共中央连续致电叶剑英：(一)向顾祝同提出如果马步芳所部俘虏了徐向前、陈昌浩及其他干部，应严令其不得有任何残害行为。

(二)向顾祝同进一步交涉，令马步芳把集中在凉州的红军被俘人员全部调到平凉，经国民党第二十五师驻地，转交红四方面军，并制止马步芳残害与压迫被俘官兵。

(三)西路军工委来电，约18日可抵敦煌，现有人数九百多，枪五六百，望你向顾祝同交涉，务使这批人到敦煌后，马军不得为难，万一要枪，给他，人员必须全部送至兰州转给我们。

叶剑英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当即找顾祝同等交涉，并要求派张文彬等去青海接回被俘的人员。

4月15日，叶剑英复电中央：“顾已电马家敦煌部队，勿再攻击，被俘人员开兰州处置，如俘徐、陈等干部不得残害”，“顾确以行营名义通令各军今后对红军要以友军看待，不得小视，且已得到各军将领复电遵照办理。”

那时，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参谋长黄鹄显在河西走廊同马家军作战时被俘，后送到西安，同西路军的三十多名营以上干部被关押在新城监狱。

黄鹄显从一个看守监狱的士兵口中得知，在西安七贤庄有个红军联络处，周恩来、叶剑英在那里做国共合谈工作。

他求那个士兵给叶剑英捎去一封信。

叶剑英见信后，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报告。

周、叶随即同蒋鼎文等进行交涉，并派联络处秘书孔石泉到新城监狱，将黄鹄显等人营救了出来。

有一天叶剑英得悉国民党当局押送一部分西路军被俘官兵从兰州到达西安火车站，并要转往他处。

他立即亲自跑到西安火车站，同国民党押送人员进行交涉，要求放人，被无理拒绝。

叶剑英急中生智，跑到站台上对被俘的同志大声喊道：“我是红军的参谋长叶剑英，请同志们下来跟我回去!”话音未落，被俘官兵纷纷从车上跳下来，理直气壮地跟着叶剑英回到七贤庄。

叶剑英在七贤庄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利用合法身份，负责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做了大量秘密工作。

红军联络处还是一个“转运站”。

叶剑英负责将红军人员和爱国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经过西安，一批批转往陕北，还有成千上万套军装被服和其他的军用物资、医疗器械、药品等也由联络处来经办，由西安运送陕北。

几辆汽车日夜奔跑，完成转运任务。

红军西安联络处的出色工作，招来了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和干扰破坏。

叶剑英身居虎穴，在几平方米的平房里，巧妙地应付各种复杂的情况，沉着机智地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

国民党特务一天夜里突然绑架了联络处人员宣侠父，叶剑英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亲自向国民党当局提抗议，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放人。

在那抗战风云变动的年代，在西安危城前后战斗300多个日日夜夜，不辱使命，奏响了一曲“内战吟成抗日诗”的凯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