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已沦为汉奸的汪精卫正加紧在与日军进行卖国谈判。

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和反共的倾向日益增大，连续制造了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准备掀起反共高潮。

在这种形势下，叶剑英奉命于1939年6月转移到重庆。

这座山城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

国共双方的斗争面临着异常复杂的局面。

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热情欢迎叶剑英的到来。

叶剑英受命担任中共南方局常委兼军事部长、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叶剑英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即陪同周恩来面见蒋介石，商谈近期抗战与国共合作问题。

但是蒋介石此时正热衷于策划反共阴谋，商谈没有任何结果。

两天后，6月12日，国民党军第二十七集团军根据蒋介石的密令，突然包围袭击设在湖南平江嘉义的新四军留守通讯处，残杀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和通讯处军需员吴贺泉，并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人活埋，制造了灭绝人寰的“平江惨案”。

由于国民党当局严密封锁消息，叶剑英直到7月1日才获悉此事，当即致电白崇禧、何应钦，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

随后连续致电国民党当局，据理驳斥国民党的诬蔑攻击，要求选派公正大员前往平江嘉义调查，将肇事者交法庭审判。

8月13日下午2时，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在重庆红岩村举行追悼新四军平江嘉义留守处被害同志大会。

叶剑英主持大会并作了长篇报告，义正辞严地指责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行径，并写挽诗凭吊“平江惨案”死难烈士：人类有余悲，豺狼亦已歌；何以寄凭吊，按剑复摩裟。

为了揭露惨案的事实真相，叶剑英还发表《论平江事件》专文，全面地评价了平江新四军办事处为抗战作出的积极贡献，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的血腥罪行。

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某些反共顽固派和汪精卫投降派，实质上同是日本法西斯蒂的工具，葬送民族的掘墓人。

他们的反共活动，是与从前已经公布、现在听说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的决定互为因果的。”

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以后，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各战区军以上参谋长会议，在会上围攻八路军，制造舆论，进行军事动员，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此时，叶剑英胳膊摔伤，有的同志劝他不要去。

叶剑英觉得这是一次全国性的会议，自己作为八路军参谋长，不但不能不去，而且要准备对付一场恶战。

这一天，山城重庆笼罩在连绵阴雨之中。

叶剑英身着军服，用绷带吊着摔伤的胳膊，正气凛然地进入会场。

果然，会上气氛异常紧张。

蒋介石对谁先发言，谁后发言，讲什么内容，事先都作了精心安排，矛头指向八路军，指向八路军代表叶剑英。

蒋介石出席会议讲话，一开始就杀气腾腾地指责说，冬季攻势打得不好，没有完成任务，是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造成的。

他们游而不击，制造摩擦，袭击友军，包庇叛军。

对这种破坏抗战的事，要进行查处，以整肃军纪军令。

他在说这话时，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坐在台下的叶剑英。

此时，叶剑英面对恶言攻击，仪态从容。

他凝神听着，表面上很平静，心里正准备在适当时机进行反驳。

蒋介石也准备了这一手，特别规定：只有集团军参谋长以上军官才有权发言，每人发言时间不得超过30分钟。

按照蒋介石的预先安排，天水行营参谋处盛处长、第二战区楚参谋长、冀察战区黄参谋长、第八战区章参谋长、第十战区周副参谋长、第三十四集团军罗参谋长等相继发言，群起攻击第十八集团军“袭击友军”、“掩护叛军”、“制造摩擦”、“破坏政权”、“强征粮食”、“滥发钞票”等等，以致造成冬季攻势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