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知指出：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很好，除第七条(未讲军内问题)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

同时还规定：所有在外地、外单位串连的学生、职工、农民应立即返回本地本单位；军事领导机关、军队和地方的战备系统、机要保密系统今后一律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党中央机关、国防工业各部、公安部、外交部、计委、财政部、各级银行、经委、建委、科委、《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新华社、广播事业局等不许由外单位人员接管，已进驻这些单位的外单位人员要立即退出。

毛泽东批发了这一通知。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经济建设遭到严重破坏。

“抓革命、促生产”，一直是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十分关注的问题。

2月23日，周恩来和各大军区负责人谈话，要求省、地、县各级都以军事部门为主，立即行动起来，组织各级生产办公室，领导春耕生产。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叶剑英随即主持中央军委讨论，发出了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

在贯彻“军委八条命令”过程中，各地区仍有反复，不断发生各种大大小小的冲击事件。

2月23日这一天，叶剑英亲自打电话向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询问“青海事件”。

此后，叶剑英又以中央军委名义给南京军区下达了关于军事院校恢复党委领导、停止搞“四大”等四点指示。

他还受周恩来和中央委托继续帮助解决新疆、内蒙、甘肃、昆明、广西、北京卫戍区等地的问题。

3月10日，他就昆明钢铁公司军事接管事请示周恩来，电告昆明军区办事处。

所有这些，都受到各军区的拥护和支持，保证了部队的稳定，但却招来了林彪、江青的更大的怨恨。

一条条罪状和种种迫害接踵而至。

但是叶剑英身处逆流，毫无畏惧，继续抗争。

他考虑，当前最重要的仍是想办法稳定军队，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

他请示毛泽东、周恩来同意，从2月下旬到3月下旬，同几位元帅一起主持召开了有各大军区、军兵种、各总部领导干部100多人参加的军以上干部会议。

这次会议虽然名义上着重讨论军队支援地方春耕生产以及军队对全国大中学校师生进行军训等问题，但真正的目的在于统一军队高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解决军队在“三支两军”(毛泽东要求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中遇到的困难，维护部队的团结稳定。

叶剑英在预备会议上动员说：希望大家打消顾虑，反映部队的真实情况，包括正面教育、军事训练、“三支两军”、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以及机关被冲击和反冲击等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谈谈，有些典型事例可以在会上讲，也可以写成书面材料。

叶剑英了解了部队各方面的情况以后，在大小会议上，有针对性地作了数次发言，就“文化大革命”应当怎样看，部队如何搞法，怎样处理军队与地方“革委会”和“造反派”的关系等一系列复杂棘手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作了明确指示。

他还利用机会，同少数人座谈或个别交谈，使与会的多数同志心里有了底。

会议期间，叶剑英等针对一些地区“闹事”，继续解决兰州、广州、福州、北京卫戍区等地区的军管问题。

周恩来极力支持这次会议，3月13日，他到会讲话，呼吁：无论如何要在三个月内解决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机构问题，以便抓革命，促生产。

各级领导机构成员要以解放军为主，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

如果没有领导机构，可以先成立生产指挥部。

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运输、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