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母亲在80年代初曾试图尝试破镜重圆的可能，因为毕竟年事已高，6个孩子也希望尽可能保持一个完整的家。但母亲想起那些不愉快的往事便发泄和絮叨一下，父亲作为军人又有着刚烈的性格，他绝不迁就。短暂的聚会终于导致了彻底离异。

父亲离开职务后的日子是很寂寞的，他经常一个人看电视直到最后一个节目结束。我看到那时的父亲心里总有些辛酸，这个经历和指挥过无数次战役的老军人像一座百无聊赖的雕像。他本来是那么威武魁伟，他指挥起千军万马来是那样得心应手，他从十几岁参加革命到退下来之前永远有干不完的工作，可是他终于无所事事。

有时候我们和他侃侃，想让他高兴，我对他说：“我想在以后帮您写一本传记。”父亲似乎不大相信地说：“你能写？写出来人家会说你替老子树碑立传，要写就写一个真实的我，你非要写还是等我死了以后吧！” 他多次说起过，我打了一辈子仗，政治家算不上军事家总可以吧，可惜的是共和国的军事家没有他的份，如果真正比较一下战场的业绩，他完全够格。这位被毛泽东称为风头出尽的将领，至死感到这对他是不公平的，他是带着一丝遗憾离开世界的。

也就是从他默许我为他写传记那一天起，他真的和我聊起他的一生，只有回忆起他风风火火干工作的岁月，他才会忘记烦恼和寂寞。那一段时间使我全方位地了解了他，也让我坚信有朝一日要把他的人生道路公布于众。

父亲似乎永远是职业军人喜怒不形于色的样子，他不和我们拉家常，也不问我们干什么。有一次二哥说他没有工作，只能从外地运点小商品回北京卖，小生意干得很有兴趣。父亲对今天商品经济的语言已不懂，只是用他年轻时的术语对二哥做了评价：“跑单帮呢，也好啊。”

他最高兴的事情是那些和他一起革命的老人来看望他，有一次中顾委委员、父亲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何长工来，由于父亲的问题没有做最后结论，门岗不让进。何长工生气地说：“我是何长工，来看我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陈士榘！”说完就带着警卫进了父亲的小楼。

那时陈永贵也来，他还为父亲做山西刀削面，两个人聊起天来也很高兴。他们两个一个在军队，一个管农业，按说没有什么工作关系，1969党的九大主席台上他们因同姓陈而坐在一起，并一同当选中央委员，也由此交往。

有次我听见陈永贵对父亲说：“老首长啊，现在的宴会太贵了，我都舍不得下筷子。”父亲说：“这种宴会我推掉多少个了。”他们的话很有道理，如果他们要是活到现在，会更加瞠目结舌的。不过，陈永贵也许没有意识到，当年全国学大寨、修梯田，几百万人参观大寨同样是巨大的浪费啊。

父亲90年代以来身体一直不好，他刚过40岁的妻子感到这些年一直陪伴在父亲身边，使父亲还能保持较好的精神状态，父亲到祢留之际，她终于忍不住问父亲：“你一辈子最爱的是谁？”她希望她的终日陪伴能得到父亲的认可，能留下“是你”的回答。父亲喘息着，用微弱的声音说：“毛泽东。”

父亲真的觉得自己又去另一个世界找毛泽东，又要打游击上井冈，他是带着欣慰和理想乃至一丝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

这就是我们的父亲，一个将军，一个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