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母亲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公安部逮捕。

那一天我回家，看到贴满了“打倒现行反革命范淑琴”、“范淑琴反对毛主席就砸烂她的狗头”、“范淑琴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罪该万死”。

我当时就如同寒冬掉进了冰窟窿，父亲已经岌岌可危，母亲又成了“现行反革命”，我们这一家可怎么办？

原来，母亲在1966年文革爆发前几个月去黑龙江呼兰县搞四清运动，一向说话随便的母亲聊起了革命年代首长的趣闻轶事。其中提到：“江青原来是演电影的演员，到延安后追过毛主席”。

没想两年后当地揭发材料过来了，工程部司令部一位一直虎视眈眈父亲职位的老革命借这这个“天赐良机”上报中央。

母亲马上被抓，并且大院里很快贴出“陈士榘包庇反革命臭老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陈士榘必须老实交待”等等大字报。

我发现父亲情绪相当低沉，他感到最为冤枉的是他怎么会反对毛主席。

在我的同辈当中，很多人的父母也遭到了冲击，我们出于保护父母利益的角度，感到必须用行动和中央文革对着干。我在家中歪七扭八地写下“炮轰中央文革”等标语，带着小妹妹陈小琴到附近的总后勤张贴，结果我很快就被逮捕。

后来人们常常把我们的举动评论为反对文化大革命和反对中央文革，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觉悟，全部的理由就是不愿意身在高位的父母成为连普通人都不如的阶下囚。我们这些高干子弟，很多都参加了“红八月”那种惨无人道的行为。

1966年8月，以一批干部子弟和“红五类”为主体的红卫兵冲上街头，肆意破坏文物，用鞭子抽打无辜的所谓的阶级敌人，随意冲到百姓家中抄家没收财产，用最能羞辱人的办法贬损人格，挂牌子、剃阴阳头、坐“喷气式”、让活人抱死尸，把很多百姓赶到农村……

我当时不到14岁，还不太懂事，我只是看热闹，而且还以为那些饱受侮辱的人就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敌人。

我也在学校同学的鼓动下赶到市内，到前门附近的一个著名京剧演员家里。虽然瘦小和幼稚的我没有参与殴打和抄家，但是做为一起拥进院里的人，我也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

我当初不知道这位老艺术家的名字，可能他早已不在人世了，但我要向他表示深深的忏悔！我同时也感到，当年那些做了坏事的人，很少见到他们真诚的忏悔，有的反而以遭受迫害的姿态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气凛然的人！

有个在全国挑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始作俑者，他让几千万所谓出身不好的人受到伤害，而文革结束他还出来痛说他受到了迫害，而对他迫害的无数人只字不提。

前两年我看凤凰卫视，一个白发苍苍的作家写过一本政治性很强的小说，他最早发明了对出身不好的人称谓“狗崽子”，后来爬上中央文革所属的一个部门，积极参与文革。但是他面对无数观众一点也不反思他极尽侮辱人之能事，却大肆说自己如何受迫害。

像上面这两个文革风云人物反过来“诉苦”的绝非个例，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他们应该明白，正是他们拿侮辱别人当作革命，才搭起了他们自己也自作自受的舞台。

对于1966年骇人听闻的“红八月”疯狂，我感到“大院”的孩子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这值得未来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