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在渡过金沙江到达云南会理地区后，部队进行了五天的休整。为什么要休整？是因为前面就是彝族聚居区了，当时彝族与汉族之间存在着较深的矛盾，他们建立了自己的部族武装，不服从当地官府的统治，自己处理自己聚居区里的事情，有很浓的自治味道。 如何通过这样一个对汉族军队有着极大戒备心理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当时的红军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刘伯承想了很多办法。除了要求部队加强民族政策教育、尊重彝族同胞的生活习惯外，他还想方设法接近彝族的部落首领，和他们交朋友。刘司令告诉这些彝民首领，红军到这里仅仅是路过，红军不在这里久留，我们要去攻打四川的军阀刘文辉。彝民们对刘文辉都很反感，因为他的军队经常骚扰彝民聚居区。

当时还出现了一个插曲，即毛泽东率领红军总部领导进入彝族聚居区时，彝民听说毛泽东是这里最大的官时，便想试探一下毛泽东的诚意。他们派出了十几名代表，端着一罐子自己亲手制作的酪枣来到军委总部，要毛泽东尝一尝。彝民有一个习惯，客人来了要先送酪枣品尝。警卫人员出于安全考虑，要求代毛泽东品尝。彝民代表的脸色当时就很难看，毛泽东立即制止了警卫人员的做法，恭恭敬敬的从彝民代表手中接过酪枣，边吃边称赞酪枣做得好。就这样，彝族同胞终于打消了对汉族军队的敌意，自发的给红军带路。

但这时候，我父亲却出事了。因为当时尽顾着如何与彝民搞团结了，部队都派出去做工作，一个排甚至一个班的各自为战。等出了彝民区我父亲发现教导营里有二十几个战士掉队了。我父亲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离队的，是有意识的离队还是迷失方向找不着部队了。反正我父亲是一头雾水。

但这毕竟是大事，当时军团司令员是林彪，政治委员是聂荣臻。他们两个人同时在军团部找我父亲谈话。林彪板着脸说：

“教导营减员太多，你作为营长，要负责任！”

我父亲低头道：“我领导不力，愿意接受批评！”

林彪说：“批评？你要接受纪律处分！”

我父亲问：“什么纪律处分？”

林彪说：“禁闭一个月！”

我父亲糊涂了：“部队天天行军，怎么关我禁闭？难道要抬着我？”

聂荣臻笑了起来：“抬着你？还有这好事？你自己走吧，关禁闭就是不许你骑马，你的马由警卫员牵着。”

我父亲心想林彪还真有点子，弄出一个“走路禁闭处分”。我父亲其实倒是轻省了很多，他每天就是跟随部队行军，不用筹集粮草，不用值班查哨。警卫员仍然为自己服务，一到了开饭时间警卫员就端过来饭和菜，晚上还给自己找门板搭床铺。这日子真是悠哉游哉！只是有些不习惯，因为原来作为一营之长，每天有忙不完的事情，现在一下子清闲下来，有点不适应。

当时在长征中同样受处分的有许多高级将领，如黄克诚、肖劲光等。他们是不是也是“走路禁闭法”，我父亲不得而知，反正林彪的一军团都是这个处分办法。解放后，我父亲就这个问题问过周总理。周总理笑着说：

“这件事主席讲了，延安七大也作出过决定，长征中受过的处分一律不算数！”

我父亲跟总理开玩笑：“这还差不多，要不然的话，我们教导营减员几十人，就给我这个营长关了一个月禁闭；那长征后红军30万人减员到几万人，如要给人关禁闭差不多得关8000多年！”

周恩来听后纵声大笑：“陈士榘要秋后算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