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就因为汇报整军处的工作专程去了一趟重庆，当面向周恩来副主席请示。当时在重庆的中共领导人除去周副主席外，还有董必武、叶挺、林彪、王若飞、邓颖超等同志。

周恩来详细听了我父亲的汇报，他有时紧蹙眉头，有时显得有些激愤，因为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蒋介石就是想趁着抗战胜利硝烟未灭，就把共产党消灭。他们实际上有这样一种观点，即越拖共产党会越壮大。

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已经让步不小了，蒋介石的胃口是填不满的，他不吃掉我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一定要坚持中央决定的方案，关于整军也不能再让，所有重大问题都要向中央请示。”

父亲与周恩来的谈话结束后，父亲已经预感作为一个军人恐怕要面对一场全国范围内的艰苦鏖战，自己必须从现在起就做好心理准备。父亲这时候想到了自己的坏牙，父亲觉得仗一旦打起来，自己的坏牙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镶上。他那颗在红军反围剿时就拔掉的病牙一直漏风，而他已经从一个小青年变为中年人了。

说起父亲的牙，不知是老天爷安排还是巧合，他的牙总是和战争联系在一起。在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战役中，父亲的牙疼上了，红军获得反围剿胜利，牙医就给父亲拔掉了。就在他合计要镶牙的时候，第二次反围剿战役又打响了，父亲带着病牙参加了战斗，结果大获全胜。

接着父亲参加了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就在他再次想镶牙的时候，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始了，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卓绝，不可能有条件镶牙。长征胜利，马上投入抗日战争，还是顾不上镶牙，但是病牙总是折磨着父亲。直到1938年父亲打仗负了重伤，在养病过程中打算一并把牙治好。毛泽东为此还特批了镶牙的金子，可惜的是延安拐峁医院设备不行，拐峁医院的牙医劝父亲去西安等大城市去镶牙。

我父亲一听也有道理，正好当时有一辆八路军的汽车要到西安去办事，我父亲于是决定搭车去西安镶牙。但一上车我父亲就后悔了，因为到西安的路况实在太差，人在里面就像摇煤球，汽车颠得人肚子生疼。

同去西安的还有王震，他在车上气得干脆直骂娘：“他娘的，这是什么鬼路！”

到了西安以后，我父亲想这下没问题了吧，西安毕竟是大城市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叶剑英同志带着我父亲去了好几家医院，没成想人家一听说包金镶牙，都说搞不了。

我父亲真是感到说不出的憋屈，他这时也理解了延安拐峁医院那位牙医的话。人家西安都搞不了，延安的医院能有什么办法呢？

我父亲一生气，决定不再镶牙了，立即回到抗日前线去。

几个月前的1946年秋，我父亲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做为整军处处长的任务是整编各自的军队。当时的谈判任务极为紧张，一点空闲时间也没有。北平这个大城市肯定能够找到镶牙的地方，但我父亲根本抽不出时间来。

这一次，我父亲被派往重庆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工作，汇报完工作，我父亲在周副主席驻地等待指示。由于考虑到战事可能要重起，以后不知道啥时候才能镶上牙了，我父亲便向周副主席提出了镶牙的问题。

虽然是小事一桩，但周副主席十分关照，他自己抽不出时间，便让邓颖超大姐打听寻访名医，并亲自带着我父亲去就医。

父亲说，他和邓颖超大姐一起坐车到重庆抗战胜利纪念碑附近的一家医院，一路上邓大姐给父亲介绍重庆的街道及风土人情，我父亲感到邓颖超和周恩来一样，非常厚道和蔼。

那位医生得知了我父亲曲折的镶牙经历，十分感动，他小心翼翼的为我父亲清理口腔，制作模型，用了好几个半天为我父亲镶上了一颗闪亮的金牙。

这样，从1930年第一次反围剿时开始，到1946年内战爆发，我父亲前后用了16年，惊动了两位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才镶上了一颗假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