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下南京城以后，八兵团本来是要向南方进军的。南京城的城防和维护治安的工作，说好了是由陈赓的四兵团来负责。

但八兵团攻下南京好几天，也没见四兵团的人过来。我父亲赶紧向上级报告，上级说陈赓兵团还在江西呢，可能得一个多月才能过来。

我父亲着了急，他是一个离开了战场、听不到枪声就觉得浑身不自在的职业军人，多年的战场生涯养成了他这种嗜好打仗的情结。而且不仅是我父亲，八兵团的绝大多数官兵都不希望呆在城市里无事可做。况且，南方确实还有许多国民党军队还没有被消灭，包括上海、杭州、南昌、广州、福建、广西的诸多城市与乡村都没有解放。

眼看着别的部队在英姿勃发地向江南进军，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八兵团战士都有些着急。而越是着急事情越出岔子。4月底，陈毅、邓小平、刘伯承率领渡江作战前敌委员会和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进驻南京以后，刘邓首长把我父亲找了去，说：“陈司令员，这次我们还要麻烦你做一件事，上次围歼黄维兵团你帮了我们的忙，这次你还得帮我们！”

我父亲笑着问：“是什么事情呢？”

邓小平政委说：“我们前委已经讨论过了，决定八兵团留下两个军作南京的警卫部队，这个南京的警备司令呢，就由你来担任！”

我父亲说：“首长，我还想去打仗呢！我现在对城市攻坚战很有研究，是不是能让别人来做这个警备司令？”

邓小平政委笑着指了指刘伯承说：“这你要问刘主任，他现在是南京市军管会的主任。”

刘伯承司令员说：“不要推辞了，你看我，不是也放下枪杆子，当起南京市的父母官了嘛！”

我父亲看难以推卸，于是对刘邓首长说：“请首长放心，我陈士榘一定不辜负首长的期望，把南京的警备工作作好！”

邓小平政委说：“这才像我们潇洒的陈士榘嘛！听说你吉普车开得好，南京这么大，你可以尽情兜风哩！”

我父亲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

当时在我父亲这个级别的首长中，包括更高一级的首长，都没有会开车的，他们都有专职的司机。轻松是轻松，但是他们体验不到自驾车的乐趣。

而我父亲自己开着美国吉普，在紧张的作战之余，四处转一转看看当地的风土人情，确实能使自己紧张的神经得以放松。

当上警备司令后，我父亲仍然是八兵团的司令员。八兵团兵团部仍然有我父亲的办公室，我父亲也经常回来办公，处理一些大事。

当时南京市的领导体制有些重叠，除了解放军军管会以外还有中共南京市委。我父亲荣幸地成了中共南京市委委员、常委。

南京市委书记是刘伯承，副书记是宋任穷，常委是五个人：除了正副书记刘伯承、宋任穷以外，还有张际春、陈修良、陈士榘。

没过多久，刘伯承书记就给我父亲肩上加了一个担子：南京军事学院教育长。

说起刘伯承，正值壮年的他简直是太忙了：1949年4月，与总前委其他领导人一道指挥渡江战役，并直接指挥第二野战军解放皖南、浙西、赣东北、闽北广大地区。同年冬，指挥第二野战军主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第一野战军的配合下进军大西南，执行远距离迂回包围的方针，解放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1949年12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950年冬，领导组建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任院长兼政委。

父亲说过，刘伯承是最重视军事院校的，他早年就主张：“治军必先治校”。早在中央苏区，他就担任过红军学校的校长兼政委。可以说是我军军事院校之父。

父亲感到刘伯承抓军事院校是时至名归，可父亲有点自惭形秽。他对刘伯承说：“我哪里懂教育呀？我就会打仗！”

刘伯承院长说：“我要的就是会打仗的人，你把你的作战思路理一下，就是很好的讲义嘛。当然不会让你讲很多的课，你是教务长，主要是替我管理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