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兼市委书记刘伯承跟我父亲的想法一样，也在各种场合批评某些部队干部的不正确思想。

在南京市委的正确引导下，南京解放军的同志和地下党的同志相处的很好，做到了从组织上、思想上、政策上的真正会师。

毛泽东主席看到了南京市军管会、南京市委关于正确处理地下党和部队党组织关系的经验介绍后，立即将这个报告批转给中共华中局和西北句：

“兹将南京市委关于外来党和本地党会师问题的经验转发你们，请你们充分注意此项问题，务必抓紧指导，不要再蹈我党历史上对此问题处理不善的覆辙。”

（3）可惜父亲为之辩护的陈修良还是遭受沉重的打击

父亲为之辩护的陈修良生于1907年，比父亲还大两岁，是浙江宁波人。少年时代她在宁波女子师范学校求学时参加了五卅运动，担任学联代表，接受中共的领导，开始接触马列主义。

她1926年3月加入共青团，1927年5月转为共产党员。后任武汉市委宣传部长向警予的秘书，1927年受组织委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先后担任全国海员总工会秘书，江苏省委妇委书记，华中党校党委副书记，华中局新华日报总编辑，华中分局南京工作部部长，南京市委书记、组织部部长等职。

我父亲后来调到北京，陈修良则到上海担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基层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上海市委高等学校党委副书记、浙江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等职。

岁月证明，父亲的辩护作用是有限的。像陈修良这样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尤其是长于思考的干部，她们总是能够从更高的层次来观察问题，也对体制上的弊端有更真切的感受。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她的悲剧意义。

陈修良不仅自己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共产党员，她的丈夫沙文汉职位更高，是当时浙江省省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夫妇俩个身在高位，完全可以循规蹈矩地工作、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但做为少年时代就投身理想的他们不会过多地考虑自己，而且他们也没有料到后来的政治斗争会那样残酷。

陈修良在1956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言，反对“以党代政”。她特别说到她在浙江农村考察的时候遇到的现象，也就是哪怕开路条也要盖上乡党支部的圆印子，而乡政府用的是方印子并不好使。老百姓也说“方印子不如圆印子”。陈修良呼吁：“党”与“政”应该分开，该用“方印子”的地方，不该用“圆印子”。

由于夫妇二人一直探讨这个建国后普遍存在的问题，所以她的丈夫也在省内会议上提出：“现在我们的作法，由党委来包揽政府机关许多的行政事务和把大大小小政府机关的工作都拿到党内来决定的作法，显然已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既妨碍了党在重大问题上的研究与领导，也使我们政权机关的实际内容机械、空虚，不能适应人民日益提高的要求。政府机关怎样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担负起它所应该担负的责任，哪些工作应由党委做，哪些工作应政府办，尤其是党委的部门如何监督政府的同种工作部门，二者之间关系如何摆法，并使之少重复，少扯皮，而能各尽其职责，发挥它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还都没有经验，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积极来摸索研究一下，以便经过相当时期后，召开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把这个问题列到体制会议中作为一个专门的重大问题来解决也可以的。因为政府工作问题中，除了前述这些问题之外，也还有上级集中过多，下级权力太少，条条规定得太死，块块没有机动余地等问题存在。”

这样的发言真可以用“先知先觉”来形容，他们对于体制改革的思考早于绝大多数同志。然而为了这个正常而合理的思考，他们失去了一生中最好的年华，从党的高级干部沦为被人们歧视和打击的右派，受到了20多年精神上巨大的折磨。

这个代价真是无比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