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中央军委根据导弹研究院院长（即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钱学森的建议，正式决定建立导弹试验靶场。

建靶场的任务原来是交给炮兵负责的，因为当时还没有建组第二炮兵，导弹部队划归到炮兵的门下。但炮兵司令员陈锡联琢磨来琢磨去，觉得炮兵难以承担此项任务。中央军委经过研究，同意了陈锡联提出的建议，于是我父亲就接到了建设导弹靶场的任务。

罗布泊是一个望不到边的与世隔绝的世界，人在沙漠上像蚂蚁一样渺小。这里的气候燥热难忍，白天在烈日的烘烤下整个沙漠像一个蒸笼，人在沙漠上喝了多少水也觉得口渴。没有人敢在沙漠上赤足，躲在荫凉里都觉得蒸得慌。鸡蛋摊在沙漠上一会就被烤熟，放在水桶里的水都成了滚烫的热水。

到了冬天，寒冷干燥的天气把帐篷里的人冻得瑟瑟发抖，和父亲一起去的下属回忆，他们盖了几层被子，有的时候胡子和被子冻得粘连在一起。

这些年轻人心疼地对父亲说：“我们年轻没有什么，您已经是五十开外的人了。”

父亲对他们总说：“比起战争年代要好多了，那个时候今天躺在这里，明天说不定就去见马克思了。”

罗布泊的黄沙让人难以忍受，大风刮来黄沙遮天蔽日，你的衣服里、嘴里、耳朵里、鼻孔里全是沙子。而且这里经常刮旋风，旋风所到之处，沙尘形成一根根几十米高的沙柱。沙柱所到之处，帐篷被卷跑，人被卷起，连汽车都被掀翻！

条件是艰苦的，甚至是到了人的生存极限。例如经常有断水的时候，不仅仅是战士们那里断水，连我父亲他们机关里也经常断水。

于是他们只能接雨水喝，有时雨水也接不着。但尽管如此，人们的精神是充实的，没有人喊苦喊难，特别是知道了我们是在为祖国搞导弹、原子弹工程时，人们的精神更饱满了。从军官到战士，从干部到职工，每个人都在加班加点地工作。

深夜的戈壁滩上，几乎天天都是机声隆隆，人声鼎沸，职工和战士下班都需要干部下命令。我父亲就直接下过好几次命令，不然的话大家就是在工地上不走。战士们还振振有词：“反正回去我们也没有事！”

已经过了十年高官舒适生活的父亲依然能够承受大漠的困苦，那一代人尽管会犯很多错误，但是他们怀抱着理想把困苦置之度外的精神是现今的人无法比拟的。

为了提高工程速度，战士和职工们还开展了技术革新运动，仅1958年5月到1959年1月的8个月间，部队的技术革新项目就有近三千项，战士和职工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多达五万条。

1964年10月16日14时59分40秒，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又在这里腾空而起，随着一团蘑菇云状的烟雾，飓风般的冲击波和数千度的高温横扫罗布泊的试验场地。

父亲，这位经历过多少次战役、经历过多少次生离死别的铁血军人在这一刻流泪了。

1964年的岁末，我父亲接到中央军委的指示，要他回京参加首都军民新年联欢晚会。当时我父亲身边都是国防部和解放军各总部的高级将领，毛主席径直走到我父亲和张爱萍的身边，毛主席先握住我父亲的手说：

“祝贺你，你们立了功！”

接着毛主席又握住张爱萍的手说：“也祝贺你，你们现在名气很大，原子弹的事全世界都知道了！”

毛主席指了指我父亲，又指了指张爱萍说：“你们一个做窝，一个下蛋！配合得不错，你们都立了大功。从此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说话开始算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