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成为领导核心之谜
邓小平曾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可能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用这句话概括红军长征的历史,也恰如其分。在遭受挫败的危难时刻,毛泽东使党和军队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一历史功绩在长征中体现得尤其突出。撤出中央苏区的红军,在突破四道封锁线后已经到了覆没的边缘,正是毛泽东走上领导岗位,才解救了危局。
毛泽东不知道要去哪里
1929年初,朱毛红军从井冈山突围东进,经过两年艰苦开拓,在赣南闽西建立起全国最大的中央苏区。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这一根据地的主要开拓者毛泽东众望所归,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成为中国革命力量名义上的最高领袖。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
从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长征
中央苏区的大好局面,在1933年后便开始逆转。那些照搬苏联教条的领导者,否定了毛泽东摸索出的一套正确的战略战术,以弱小的力量与强敌打“堂堂之阵”的正规战。在一年时间里,根据地越打越小,由21个县被压缩到只有7个县,在敌军实施“铁桶计划”准备发起总攻前,红军主力被迫突围西进。
长征出发前,毛泽东的身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职务仅剩下一个挂名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不过在全国范围内,“朱毛”仍是中国革命的象征。有些人在长征开始时甚至想把毛泽东留在即将陷落的中央苏区,但考虑到他的威望,没有这么做。全军突围前,临时中央委托熟悉根据地情况的毛泽东到于都一带察看地形,选择突围路线。在那里毛泽东突然患了重病,高烧40度以上,经傅连暲赶去抢救才得以脱险。大病初愈的毛泽东被担架抬着走上了长征路。当时中央纵队的女干部刘英询问说:“我们走到哪里去呢?”毛泽东回答:“不知道。”刘英当即说:“也是军事秘密吧!”毛泽东却正色说:“确实不知道!”
这样一次重大行动的意图,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并没有告诉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长征初期,由于呆板、错误的指挥,红军过湘江后几乎陷入绝境。这种惨败使广大指战员回想起前三次反“围剿”在毛“追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飞机泽东领导下节节胜利的情形。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人大声疾呼应让毛泽东指挥。此前红军丧失根据地被迫长征原本是一种不幸,然而在这一不幸之中,通过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又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万幸。
遵义会议上成为领导核心
1934年12月上旬湘江之战后,出发时86万的中央红军只剩下3万多人。他们进入了崎岖的越城岭山区,暂时避开敌军包围。此时,部队前进的目标仍是到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而无线电侦察得到的报告是,国民党军已经以十几万军队布下口袋。如果中央红军不改变原有的指挥方式和预定计划,只有全军覆没。
湘江之战后,红军广大干部对“左”的错误的不满达到顶点,原来的总负责人灰心丧气,周恩来主管了实际工作。此时毛泽东被邀请参加决策研究,他在通道召开的会议上力主放弃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地方军阀统治薄弱的贵州前进。周恩来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批驳了“洋顾问”李德按原计划行动的主张。这次“通道转兵”使中央红军暂时摆脱了险境,进入贵州未遇有力抵抗便占领了遵义,有了长征开始后第一个为时达半个月的休整期。
遵义休整期间,部队补充了兵员服装,并得以医治伤病、恢复体力。中央政治局在城内召开了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举为政治局常委。根据会后陈云留下的传达记录,毛泽东未担任党的总负责,被确定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由于周恩来听从毛泽东的意见,因而事实上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
第二次遵义会议上再次力排众议
当时党内最重要的领导工作是指挥军事斗争,实际结果证明了毛泽东确实在指挥上高于他人一筹。二渡赤水后红军重占遵义获胜,许多领导人又过高估计自身力量。1935年3月10日至11日,中央在遵义县枫香镇一个叫苟坝的偏僻小山村开会,讨论是否攻打打鼓新场、下一步的战略方针和改组军事领导等问题。多数人摩拳擦掌赞成出击,只有毛泽东认为急于进攻将有覆灭的危险。据当事者回忆,毛泽东甚至说:“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总指挥了。”
结果在民主表决中,会议仍然做出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周恩来拟好作战命令后,夜不能寐的毛泽东又提着马灯跋涉五里多路,走来再三劝说。这时,负责无线电侦察的二局又发来敌军已有增援的急电,周恩来马上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鉴于毛泽东的意见正确,军事行动需要集中指挥而不能事事开会表决,中央便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指挥小组。在毛泽东为首的三人小组指挥下,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甩掉了追兵。
彻夜工作,白天在担架上能睡一会儿
毛泽东长期在艰险的战争中思考问题,总被失眠困扰。据当事者回忆,每到宿营地,他马上查阅电报和地图,一面抓衣服上的虱子一面思考下一步的行动,彻夜工作。早上部队出发后,他在担架上能断断续续睡一会儿。为减轻担架员负担,下午通常又骑马行军,边走还边同身边的领导人研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