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司令”朱德长征之谜

从井冈山斗争起，朱德与毛泽东便一起成为中国革命的旗帜，中央红军也常被称为“朱毛红军”。长征期间，朱德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司令，在征途上他以身作则激励全军，面对党内复杂的斗争，在逆境中仍忍辱负重努力做工作，最终促成了三大主力实现胜利会师。长征结束后，毛泽东称赞他“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铁”。

“伙夫头”来历并不简单

在长征的红军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年已五旬、面容坚毅而又慈祥的指挥员，在队伍中激励广大指战员。这就是红军总司令朱德。由于他年纪已大，衣着与战士一样破旧，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伙夫头”，而他本人也以这个绰号为荣，因为这体现了人民军队官兵一致的精神。

出身四川贫苦农家的朱德早年考入云南讲武堂，在旧军阀部队中官至旅长。1922年秋，朱德到德国学习战术，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在那里，朱德见到了周恩来，并经其介绍于翌年加入了共产党。后来朱德又进入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并在军训班学习。

1926年他回国后，曾利用旧关系到川军、滇军中动员北伐。1927年南昌起义时，朱德任第九军副军长，在起义军南征潮汕失败时率领“铁军”余部近千人经过转战，最后走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建立了红四军并任军长，成为全国第一支主力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员。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成立时，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名字传遍全国，“朱毛”成了中国革命力量的一个代称。

有职无权“使我伤心”

朱德虽然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但长征前夕的实际军事指挥权却操在博古、李德等人手中，准备突围西进的决定，直至需要用总司令名义下达命令时才告诉他。朱德事后感叹，这“使我伤心”。

不过，朱德还是以大局为重，尽全力做好自己能做的工作。1934年9月，当中央苏区在敌军围攻下情况危急时，朱德同周恩来等人一起筹划对粤军开展统战工作，并以红军总司令的名义致信广东军阀陈济棠，以抗日和反蒋的大义劝说，使其同意在赣粤边界放开一个缺口，中央红军得以由此突围西进，开始了长征。

中央红军出发后，朱德虽无实际指挥权，却经常到部队中做鼓动工作。在很少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他也根据实际提出自己的意见。红军渡湘江时，遭到国民党中央军和湘桂军夹击，朱德对于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提出不同的意见，可德国人不但不接受，还大发雷霆。朱德对那些照搬苏联教条的领导人极为不满，赞成更换领导。

1935年，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朱德参加了会议，并以尖锐语气批评了“左”的错误，他说：“这样的错误如果继续下去，红军就不能再跟着临时中央走了。”他还表示完全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支持从这位井冈山时就在一起的老战友指挥红军。红军总司令的这种态度，对遵义会议取得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

“能打中朱德的子弹现在还没有造出来呢！”

在遵义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今后的军事指挥仍由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负责。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差不多都是在到达宿营地后彻夜工作，白天行军经常要躺在担架上睡觉。朱德便在日间行军中处理各种事务，晚间睡觉，形成了时间上的分工。在行军中，朱德也很少骑马，总是同指战员一同步行，边走边谈，自己的那匹马则用来驮运伤病员。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向北进军，一渡赤水时在土城遇到川军拦截，敌军进行反扑还威胁到中央机关。形势紧急，朱德向其他负责人提出要亲自到火线上指挥，毛泽东马上组织身边的同志开了一个“欢送总司令上火线”的临时欢送会。当有人叮嘱保重安全时，朱德豪迈地回答说：“能打中朱德的子弹现在还没有造出来呢！”朱德在枪林弹雨中闯了数十年，竟然一直没有中过弹、负过伤。

朱德亲自赶到红一军团前沿阵地时，川军已占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射击了，他身边弹雨纷飞。当时又遇下雨，朱德衣裳湿透，仍挥动驳壳枪指挥部队。总司令的勇往直前极大鼓舞了一线指战员，终于将敌人打退并夺回制高点。激战到黄昏，部队撤出战斗向西转移，其他人劝总司令先走，朱德却一直等到后卫团到达才通过浮桥。当时，敌军的一颗炮弹正好落在他的身旁，幸而没有爆炸。

“长征二万五千里，我个人却多走了一万里。”

1935年6月，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第一次过草地时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朱德就此同四方面军部队在一起生活战斗了一年多，当时部队命令多以“朱张”（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名义下达。

第一次过草地后，张国焘改变主意要求全军南下，随后又另立中央，企图分裂党和红军。在这种形势下，朱德在会议上明确表示：“党是一个整体，不能分裂。”面对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谩骂，朱德泰然处之，一直耐心地向指战员们解释只有北上才是出路。红四方面军一部有人当面攻击说：“你要北上，你自己走好了。”朱德又坚定地表示，中央让我到这里来，我不能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