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三让总书记”之谜

在红军万里长征的途中，中共中央在特殊环境中产生了一位总负责人，这就是“留日留美复留俄”，有着“红色教授”之称的张闻天（笔名为洛甫）。这位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举止有着学者风范的领导人，被毛泽东开玩笑地称为“明君”。他配合毛泽东开好了遵义会议，又在征途中“三让总书记”，显示出不计个人名利的坦荡胸怀。

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反对只吃“洋面包”

张闻天参加过五四运动，接着又先后留学日本、美国和苏联。他懂日语，能用英语讲演，俄语水平也很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同王稼祥等被推选进入苏联最高理论学府——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党内很多人都称他为“老教授”。当时，由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他曾一度赞成王明等人照搬苏联教条而提出的理论观点。

1931年，张闻天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国，担任了中央宣传部长、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等职。他与博古、王明等人是留苏同学。李德曾对张闻天说，这里的事情还要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办。可张闻天与照搬苏联教条的领导者的分歧却日益加深。

他了解了毛泽东开辟根据地的过程，深感吃“洋面包”的许多人缺乏实际经验，按照苏联的教条打仗和建立政权在中国往往是行不通的。在瑞金期间，张闻天对已经没有实权的毛泽东很尊重，感慨说：“中国革命确实离不开毛泽东啊！”第五次反“围剿”时，张闻天一再同李德争执，认为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

红军长征开始后，张闻天没有参加最高军事领导，而随中央纵队行动。看到反“围剿”斗争的失利、长征初期惨重的损失，他在途中向毛泽东倾诉了苦闷和忧虑。两人经过长谈，认为应清算错误的领导者。这时负伤的王稼祥也经常同毛泽东、张闻天一起谈话，并达成了一致的认识。有人把毛、张、王三人称为中央队的“三人团”，以此区别于负责最高指挥权的“三人团”。

遵义会议上做了“反报告”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前，张闻天就根据同毛泽东在路上商定的意见，起草了一份重要报告。会议开始后，临时中央的总负责博古做了主报告，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由于敌军过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红军反“围剿”作战的经验，肯定了毛泽东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基本作战原则于强大的客观原因。张闻天随后发言，做了批判“左”倾军事错误的“反报告”，从而改变了会议的气氛，使绝大多数到会者开始清算“左”的错误。会议后期，张闻天负责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得到通过，成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现历史性转折的光辉文件。

十年后，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曾说过：“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明君”曾经三让总书记

2月上旬，红军长征到达云南扎西，许多领导人都感到博古不能再负责下去，常委分工问题应解决。2月5日，在一个“鸡鸣三省”（即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小村子里宿营后，中央常委重新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总负责（当时有人也称为总书记）。

当时博古也认识到自己缺乏斗争经验，不适合担任最高领导。有人劝他不要“交权”，博古还是襟怀坦荡表示应该服从集体决定。这一交权形式很简单，就是把几担装有中央文件、记录和印章的挑子交由张闻天负责。

张闻天从年轻时起就喜好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不长于处理琐事。他总戴着眼镜，不苟言笑，不善交际，常在沉思问题，像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他被推为总负责人之后，一再感到并不完全适合于领袖地位，希望毛泽东担任总书记。毛泽东以身体不好并忙于军务为由拒绝。1935年4月红军长征渡过北盘江后，中央讨论要派一位中央负责人到白区工作，张闻天主动要求离职前去，结果毛泽东等人不同意，改派陈云前往。

同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身为政治局委员并在四方面军担任领导的张国焘伸手要权。为了表示团结，张闻天又主动向毛泽东提出“我这个总书记的位置让给他好了”。毛泽东经过考虑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于是中央决定，让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事后证明，毛泽东的考虑是有远见的，因为后来张国焘对抗中央的北上决定，并另立中央，从组织程序看是严重的反党行为。若是让他事先担任了总书记，怎么定性就不好说了。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一直坚持集体领导，遇事总要征求大家的意见，经过讨论后再由他作结论。张闻天的信条是，真理在毛泽东和张闻天（左一）在一起谁手里，就跟谁走。他在绝大多数场合都采纳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几次开玩笑说：“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

“四脚朝天滚下山”，却能深入浅出讲精神

张闻天是一个学者型人物，在长征中自然备感艰难。进入湖南后在山路行军，有一次他在马上打瞌睡，连人带马跌进沟谷，幸而没有受伤。毛泽东就此做了一首打油诗，同张闻天逗趣，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多年后只记得“四脚朝天滚下山”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