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改变前进方向之谜

1934年12月上旬，中央红军付出惨重代价突破湘江，进入了山路崎岖的越城岭地区，全军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减至3万多人。部队在山区里行军，找不到粮食、房屋，所有人员只好连日在路上露营，有人在睡梦中还滚下崖去，全体指战员都极度疲惫。

此时，国民党军十几万重兵正在红军预定的前进方向上张网以待。面对红军的危险处境，毛泽东提议改变前进方向。中央随即举行了通道会议，接着又举行了黎平会议，红军改变了行动方向才暂时摆脱了险境。

湘江战后，红军被迫进深山

当年为李德担当翻译的伍修权，曾写《七律?历史转折》一首，描写湘江战后的情形：“铁壁合围难突破，暮色苍茫别红都。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

中央红军的机关和精锐主力突破湘江后，蒋介石已经判明红军计划到湘西落脚，派出了中央军、湖南军十几万人赶到那里张网以待。不过当时中央红军有出色的无线电侦察，能够破译几乎全部的国民党军电码，马上知道了敌军的部署。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成为决定全军生死存亡的关键。

从赣南突围时，临时中央的计划便是到红二、六军团那里落脚。过湘江后，发现城步、武冈等地都有敌军赶到，已经堵住去路，便只好向西进入越城岭再过苗岭，连续多日在山里转。这时，广西军阀虽然重在保存实力，仍以小部队侧击、袭击红军，还派了一些便衣在红军刚到宿营地的时候烧房子，使得部队无房可住，同时败坏共产党的声誉。

红军进入广西北部山区时，不断有飞机在白天轰炸，部队只好转入夜间行军。快天亮的时候，人很容易打瞌睡、掉队。慢慢地部队形成了—个规律，晚上行军，到天亮便宿营。中午敌人追上就打几个钟头，等到黄昏再出发。

如此循环反复，部队中的新兵、民夫很不习惯，大批掉队。剩下的骨干体力也消耗极大，有的人休息时，一坐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如此疲惫的队伍，如果再按原计划去同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师，势必同预伏在那里的数量比红军多五六倍的敌军再进行一场恶战，结果只能是全军覆没。

据警卫员回忆，周恩来对李德前一段的指挥错误进行了批评，李德不服，两人用英语争吵起来，拍桌子都把马灯震灭了。这时博古也改变了态度，表示“不要理他（指李德）”。这样，“三人团”内周恩来就负起了指挥责任。周恩来一向谦虚，具有民主作风，他掌握军事领导权后，马上听取过去受冷落的其他领导人的意见。毛泽东也积极提出自己的建议和看法，实际上就此参与了军事指挥。

通道会议改变进军方向，却未解决根本问题

由于周恩来主持了军委工作，从翻越老山界直至进入贵州，中央领导人经常碰头。晚间一到宿营地，毛泽东、王稼祥等人往往就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商量，周恩来还同一些固执己见的人争论，遇到重大问题政治局就举行会议。在行军中召开这种会议非常简单，多无记录，

后来被称为“飞行会议”。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县城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除“三人团”成员博古、李德、周恩来外，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也到会，着重讨论前进方向。李德、博古仍认为应进入湘西，如会合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毛泽东却坚决主张放弃原定计划改向贵州前进。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赞同这一主张，最终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中央红军就此转兵西向，进入贵州境内。

此时的贵州是南方军阀统治最薄弱的地区，该省军阀对南京政府有独立性，省内还分裂为王家烈、侯之担、犹国材、蒋在珍四派。黔军多是既带步枪又带烟枪的“双枪兵”，战斗力比湘军、桂军差得多。红军进入那里能得到一个休整之机，这也是当时唯一的出路。

不过严格而论，通道会议只解决了当时“万万火急”要立即解决的进军路线问题，并未解决战略方针的分歧，尤其没有改变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方针，仅是战术“转兵”而并非战略“转兵”。正因为如此，红军从通道出发占领黎平县城后，在那里就进军方向又发生了一场争论。

黎平会议再起争论

通道转兵后，红军避开敌重兵，三天后便顺利占领贵州东部的黎平县城。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此开会，由周恩来主持，李德称病未到会。博古在会上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李德也托人转达要坚持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毛泽东、周恩来与之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议最后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提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会后，周恩来将中央政治局新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表示不服，受到周恩来严肃批评，其他领导人也不愿再听取这个国际顾问的意见。

在黎平会议上，周恩来的态度具有决定性意义。他是会议的主持者，又是关键人物，如果没有他的认识转变，黎平会议不可能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