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首先发言做了“主报告”，虽然对军事路线有所检讨，却主要强调客观原因，把失败归咎于国民党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接着，周恩来做了“副报告”。他为人一向谦虚，以自我批评的精神主动承担了责任。这时李德坐在门旁边，垂头丧气，人们形容他是“处在一个被告位置”。

“主报告”和“副报告”完成后，张闻天首先发言。他根据事先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好的意见，做了一个系统的“反报告”，批判了博古、李德从反“围剿”一直到长征出发后的错误军事指挥。这一发言，马上引起会场上多数人的同感，会场气氛马上改变。

只有一人支持博古

毛泽东过去参加会议时，一般总是先听大家的意见，再做结论性总结。在遵义会议上，他在张闻天做“反报告”后就马上发言，据与会者回忆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他的发言着重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在各方面的表现，如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毛泽东特别针对李德的瞎指挥说：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流，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还列举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观点。毛泽东的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受到与会绝大多数人的热烈拥护。

毛泽东发言之后，王稼祥接着发言。他在会上率先明确地提出应由毛泽东指挥红军。周恩来也再次发言表态，认为毛泽东对博古和李德的批评是正确的，并提议毛泽东任红军总指挥。朱德、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等人都发了言，林彪却没有明确表态。从到会的二十余名领导人的态度看，只有一人支持博古的意见。

在会场上，伍修权一面听着大家对李德的批判，一面翻译给他听。李德本人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最后神情沮丧地为错误做了一点辩护，说自己本来只是作为顾问提提建议，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不论最后的责任由谁负，此前的军事指挥错误却已是会上公认的不争的事实，改变领导也就成为必然。

【点评】根本改变在遵义

在遵义会议之前，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已经开始纠正错误的军事路线，然而真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通道、黎平、猴场召开的会议，只解决了进军方向和行动路线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反思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领导的路线问题。遵义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临时中央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明确了这一点，会议才能做出决定：“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正是在此基础上，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解决的组织领导问题在遵义会议上得到解决，并就此逐渐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