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谜

四渡赤水，被毛泽东自称为军事指挥生涯中的“得意之作”。

四渡赤水是一组环环相扣的战斗，从1935年1月中旬到4月初南渡乌江，中央红军在贵州、四川、云南的边界赤水河流域转了三个月，走了110个城镇。整组战斗败中有胜，胜中有败，先败后胜，反败为胜。

四渡赤水把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发挥到极致。

毛泽东“复出”，第一仗打得并不顺

遵义会议根据黔北条件不利和国民党40万大军逼近的情况，决定调整战略方针，令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会合红四方面军，到川西或川西北地区创建根据地。

1935年1月20日，中央红军撤离遵义，向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准备渡过赤水河后从宜宾至泸州段北渡长江。

1月27日，中央红军分三路向赤水河中游东岸的土城镇前进，这里是黔北入川的要冲。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川军的刘湘不肯轻易放弃。川军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县城，阻止红军北进，后面尾追的敌军又紧逼上来。毛泽东主张在距土城镇西北五六里的青杠坡打一仗，消灭拦阻的川军。

1月28日拂晓，毛泽东“复出”后决策的第一仗打响了。

青杠坡是狭谷地带，红三、五军团先利用公路附近的小山头包围了敌军，前半段打得顺利，一度突破川军的正面阵地。后来敌军增援部队又占领稍远的大山头，对红军进行了反包围。敌人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和优势装备，使作战形势立刻改变，红军处境非常困难。

经审问俘虏发现，敌军不是事先侦知的四个团6000多人，而是六个团1万多人，且为川军战斗力最强的郭勋祺“模范师”。当敌军进逼到军委指挥部前沿时，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亲自冲上前沿阵地，指挥军委干部团和回援参战的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拼死奋战，战局才得以稳定。

战斗变成了拼消耗，但红军当时每人只有20发子弹，形势显然不利。

当晚，政治局和军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由赤水城北上渡江计划，立即撤出青杠坡，西渡赤水河，再相机行事。朱德、刘伯承继续指挥红军坚持战斗，周恩来负责指挥在天亮前架好浮桥，陈云负责处理笨重物资。1月29日凌晨，红军大部队分左中右三路，从猿猴场、土城两个地段的渡口西渡，然后炸毁浮桥，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这就是一渡赤水。

此时红军没有根据地，消耗和伤亡得不到及时的补充，按照“没有取胜即是失败”的逻辑，土城之战先胜后败。此战国民党川、黔军损失了3000余人，而红军的损失则缺乏详细记载。根据在扎西整编期间红军实有兵力3万人的统计，等于此战抵消了在遵义一带扩军的数量，即伤亡或失散约4000多人（掉队者多是不适应长途行军的新兵）。尤其是长征前由红军学校改编的干部团学员在此役中伤亡过百，那可都是红军连、排级干部，骨干中的骨干，令毛泽东心疼不已。

二渡赤水连战连捷，蒋介石感觉“奇耻大辱”

此时，四川军阀刘湘为防止红军入川，集中了36个团于长江南岸，红军原定的北渡长江计划难以实现。毛泽东决定改向云南威信县的扎西集中，并在随后的扎西会议上做了自我批评：土城之战失利，一是敌情没摸准，二是轻敌，对刘湘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是分散了兵力，不该让红一军团北上打赤水城。他还特别强调，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

时隔近20年，毛泽东还念念不忘。在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曾说“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他就此举例说：“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

红军改道扎西，川滇军阀随之进逼，红军此时无法按计划过长江，又陷入危境之中。

2月上旬，在扎西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利用敌人对红军要北渡长江的判断，出其不意，挥师向东打击战斗力最薄弱的黔军王家烈部，以运动战主动消灭敌人，再渡赤水回师遵义。

二渡赤水河渡口之一——太平渡

2月20日前后，红军由太平渡、二郎滩等地向东二渡赤水，并在五天之内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歼灭和击溃王家烈主力八个团。此时，蒋介石中央军的吴奇伟纵队两个师进至遵义城南，红军又乘胜发起反击，将其主力大部歼灭，其余狼狈南逃。当红军追至乌江边时，已逃过江的吴奇伟竟下令砍断浮桥，落在后面的1800名敌军因无路可逃被红军缴械。

此役发挥了红军运动战特长，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一次胜利，士气大振。在遵义城下，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被流弹击中头部而牺牲，红军痛失大将，兵力也有一定的损失。

蒋介石称此为“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毛泽东则即兴赋词《忆秦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当然，此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毛泽东的良苦用心，这其中包括某些红军高级将领。红军离开遵义才半个月，现在突然回师，又必须保守军事秘密，导致很多红军指战员不理解。

三渡赤水调敌向西，四渡赤水从容脱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