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包座大捷之谜

1935年6月中下旬，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但是在张国焘的错误思想鼓动下，红一、四方面军的关系出现了一些不和谐。

当时红四方面军离开根据地才一个多月，打的大仗不多，军容比较整齐，师以上的干部每人有背篓，里边装有腊肉。在红四方面军一些人眼里，中央红军形同乞丐。他们已经离开根据地八个多月，一路上恶战无数，又刚刚翻越大雪山，大部分衣着褴缕，军服五颜六色，弹药也不足。

在这种形势下，徐向前等人领导的包座之战，还是显示了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力，同时体现了红军内部讲团结、顾大局的风格。

胡宗南的一个师正星夜赶往包座

1935年8月20日，红军右路军进入茫茫草地，经过七天六夜的艰苦跋涉，终于走出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

右路军由中共中央和红军前敌指挥部率领，下辖由原红一、三军团改称的第一、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军。

红军下一步要进军甘南，必经包座。

包座藏语意为“枪筒”，距离班佑一百多里地，地处深山峡谷的包座河流域，因地形而得名。这里是从川西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松(潘)甘(肃)古道蜿蜒于包座河沿岸，包座适扼其中。此时国民党中央军最精锐的第一军胡宗南部已经进驻松潘，并在包座等地设立了兵站。

红军一通过草地，胡宗南马上派第四十九师星夜赶往包座，拦截红军进入甘南。红军必须赶在强敌进驻包座之前，消灭驻守在包座的敌人，打通松甘古道，否则就有被逼回草地的危险。

徐向前主动要求承担任务

此时中央红军彭德怀所率第三军担任殿后尚未通过草地，担任开路任务的红一军在长征途中减员太多且相当疲惫。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政委陈昌浩研究后，赶到毛泽东住所，主动提出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承担，以红三十军为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主攻部队，以红四军一部相配合，红一军为预备队。

毛泽东对这一建议马上表示赞许。徐向前返回后即作部署，定下了出敌不意、围点打援、诱敌深入，然后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计划，并要抢在胡宗南增援部队赶来前强占包座。

正由松潘以北的漳腊驰援包座的胡宗南第四十九师约有12万人，战斗力较强，其中很多士兵在原来的十九路军中与日本军队打过仗。而担负主攻的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不过13万人，装备远不如敌。而且红军刚走出草地，途中忍饥挨饿，战士体力严重下降，作战困难很大。

“夜老虎”拿下大戒寺

包座山坡上长满茂密的原始森林，驻有胡宗南部共三个营，都已筑起集群式碉堡。敌人的指挥部设在一座高五六百米的山上的大喇嘛寺——大戒寺内。山下是一条宽约两丈的小河，正值雨季，水深流急，形成天然屏障。

徐向前亲自率几个警卫进至距敌只有几百米的位置观察，结果被敌发现，引来枪炮射击。徐向前乘敌射击之机，将各处碉堡的位置标在地图上。

8月29日黄昏，担任“围点”的红三十军的“夜老虎”团向大戒寺之敌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红军攻占大戒寺。残敌败逃时放火焚烧了辎重，退入大戒寺后山碉堡等待援兵。红军战士们冲进火海，抓起烧焦的粮食塞进口中狼吞虎咽。

敌师长被俘后跳河自尽

担任“打援”的红三十军主力，按计划埋伏在敌人援兵必经的上包座西北丛林中。根据俘虏的口供，敌人的增援部队预定于8月30日下午到达，但一直等到31日中午，才见到敌人踪影。

援敌担心被红军伏击，派出部分兵力搜索前进。为了麻痹敌人，红军少许诱敌部队突然出现在敌军正面，在一些小山头进行阻击。敌军以为红军的伏兵不过如此，遂大胆攻击前进。

红军诱敌部队且战且退，于下午3点左右将敌主力全部引入预设口袋，红军主力居高临下，马上发起总攻。红八十八师插入敌阵，将敌军分割成三块，首尾不能相顾。在枪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红军战士近战接敌，主要以手榴弹、大刀拼杀，一小时后便将敌先头团歼灭。

残敌利用茂密的森林和一些低矮的小山包顽抗，双方形成反复拉锯。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红三十军所有的预备队都投入了战斗，宣传队、炊事员、马夫都提枪参战。经七八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敌军来援部队大部被歼，敌师长伍诚仁重伤被俘后跳河自尽。

红四军在军长许世友指挥下也向驻守在求吉寺之敌发起攻击，最终将其全部消灭。

蒋介石新战略破产

包座大捷，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敌军被毙、伤、俘5000余人，红军缴获物资甚多，牦牛及骡马有七八百头之多，长、短枪1500余支，轻重机枪78挺，电台1部，还有大批粮食和其他军用物资。这些正是红军所急需的。红军的兵员也得到了补充。有数据表明，有近70%的俘虏经过政治教育之后，加入了红军队伍。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蒋介石改“前堵后追”为“长围高困”。他认为，川西北人烟稀少，气候寒冷，粮食奇缺，且属藏民区，只要调集大军封锁，红军定难持久。蒋介石还准备在红军过草地后，以强悍之师一举歼灭这支“饥疲之旅”。红军的包座大捷，粉碎了蒋介石的新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