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外债”之谜

1935年8月下旬，右路红军经过一周左右艰苦跋涉，走出草地，北出到班佑、巴西一带。这里有了人烟，通过包座一仗的缴获，部队也得到了补充。右路红军在此地稍事休整，等待左路红军，以便继续北上。然而左路军中时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却强令四方面军部队和左路军中原属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三十二军）掉头南下，数万红军再遇草地之厄。

艰难的草地，对任何军队都是残酷的险阻。据在松潘草地边缘拦阻红军的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统计，他们虽然供应条件好得多，几个月时间里也减员半数左右。失去后方，衣食均缺乏来源的红军，面临的艰难处境可想而知。

红军不得已插牌借粮

1935年9月，刚刚走过草地的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严令下，调头折返南下。回去的路上粮食供给更为困难，不少人又倒在泥泞的草甸中。

南下的四方面军部队在川康边苦战十个月，无法建立根据地，难以得到人、物补充，部队人数减至4万多人，干部战士普遍要求北上。翌年7月初，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张国焘面对无情的现实，只得同意北上，于是两军又经过草地向甘肃前进。

女红军李伯钊回忆说：“我曾三次过草地。那是长征中最困难的地段。第一次用了五天，第二次四天，第三次过大草原的中部，一共走了29天。”

红军二、四方面军最后一次过草地时走的路程最远，时间花费也最多，约有一个多月。若加上前两次在草地中的折返，红四方面军走过草地的路程最为漫长。

红军第三次过草地时间更长，是由于不能再走松潘地区，不得不走草原的纵深地带。由于有前两次过草地的经验，总部要求每个战士要准备15斤粮食。

红军停留的藏区本来产粮就不多，经几万大军往返，筹粮更感困难。红军发动藏、羌族僧俗群众，许多群众积极把存粮卖给红军，一些寺院还把多年积存的粮食和茶叶都拿出来，小寺院往往有几百斤，大寺院则有成千上万斤。在德荣县龙绒喇嘛寺，赠送红军的青稞达15万斤，成为当时记载捐粮最多的寺院。藏胞支援的牛羊也很宝贵，肉可以吃，皮子拿来做背心、坎肩，穿几个眼还可做皮鞋，走起路来比草鞋好得多。

在部分地区，藏民受反动宣传影响逃避一空，红军只好收割藏民留下的未成熟的青稞，然后将所收数量和原因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藏民回来后可拿这木牌向红军领回银元，称为“插牌借粮”。毛泽东曾把这说成是红军的唯一“外债”，全国解放后还专门指示川西和西康地区的领导向藏民做补偿。当年红军留下的欠条，由人民政府加倍偿还。这些欠条现在成了珍贵的文物。

过草地的“三怕”与“三难”

红军过草地，有“三怕”和“三难”。

一怕没踩着草甸陷进泥沼——越挣扎就陷得越深，如果抢救方法不得当，救人者和被救者都会被污泥吞噬。后来人们知道，不能莽撞往上挣扎，只能斜躺着蹬草兜，往浅处翻滚移动，或者将绑腿带缠在被陷者腰间拉上来。

二怕下雨——因为这时脚底下的草甸会更软、更滑，稍不慎就摔倒，掉进泥沼里去。

三怕过河——草地上有不少河，身体虚弱者经不住冰冷的河水刺激，几乎每过一条河，都有战士倒下。下暴雨的时候，河水猛涨，不少人被大水冲走吞没。

行难、食难和宿难，也是草地中的杀手。

行难自不必说。食难一是没有粮食，二是有了粮食也很难吃。携带的青稞麦炒面，需要用水煮和着吃，没有水很难下咽，且口渴难熬。草地的水有毒，有的人连人尿、马尿都喝过。

在草地行军时，指战员们体力消耗大，多数人走了一半路程便将炒面吃光，断粮时只好吃所有能充饥之物指引红军过草地的“草地设营地图”——皮包革履、死牛烂马、树皮草根、“神仙土”、粪便中残留的粮粒等，甚至一根牛皮带分几次熬汤供数人喝。后来首长们的坐骑，也成了战士们的食物。

草地上夜宿也难，有山丘等比较干一点的还好，在草地露宿往往要就地而卧或者坐着打盹。为避免睡着滚到泥沼里，有时还要几个人轮流值班。夜晚的寒冷常常会夺去战士的生命，他们甚至至死还保持着熟睡的样子。

尝野菜“上演”《生死牌》

古戏文中有《生死牌》一出，委实决定不了谁生谁死的时候，只有抽签决定。在长征过草地的时候，有了真人实事版。

这一故事的主角是红六军团保卫局的七个人。他们过草地时，由于路荒无人烟，已断粮好几天，身体快垮下来了。为了填饱肚子走出草地，他们分头采了一些野菜，但又分不清哪些有毒，哪些可以食用，于是决定召开一次党小组会，选出一人先尝，鉴别出无毒野菜供大家充饥。

会上，四名党员要求先尝，三位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也要尝，年老的要尝，年轻的也要尝，都想把危险留给自己，生存留给别人，场面感人至深。最后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选出了最年轻、身体最好、抵抗力最的陈云开先尝，理由是他能抵抗住野菜的毒性。不知名的野菜，苦、酸、麻、辣、涩，味道俱全，当他品尝到第七种野菜时，终于中毒晕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