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长征的代价之谜

二万五千里长征，关键在于行，其他可以说都是围绕行。除了走路，女性同男性一样，还要面对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吃饭、穿衣、睡觉等等。这些女性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红军女战士的“行”

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女性，准备时间并不充裕。在一些女性的印象中，来不及做什么准备就匆匆出发了。

她们每人带15斤的东西，其中包括5斤粮食。所有的东西被打成一个背包，外加一个挎包，里边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和简单的日用品，每个人的腰带上还挂了一个搪瓷缸，走起路来叮当作响。

与男红军相比，她们随身带的东西并不算多，但她们的行军速度慢，依然达不到要求，本来对女性随军就有偏见的男性，对她们拖后腿颇有微词也就不难理解了。

速度慢也不能全怨她们，她们所在的干部修养连几乎集中了所有老幼病残。最初的长征途中，她们享受到了别人享受不到的礼遇：规定好的行军序列不允许任何人插队，但却可以为干部修养连一路绿灯，就连中央领导也不例外，站在路旁向她们行注目礼。

女红军的行军队伍分了又合，合了又分，过了遵义之后，就不再因为行军速度的问题受人诟病了，人们更关注的是，她们如何在恶劣条件下生存下去。

邓六金长征到贵州时患了痢疾，两天不到就走不动路了。领导劝她留在老乡家养病，她坚决地说：“哪怕是死，也要死在队伍里！”

当时有“八块钱”之说：实在走不动的伤员，按规定给八块光洋寄养在当地老百姓家里，后果往往是被杀被抓，或因伤病得不到治疗而死。因此，女红军的行军口号朴素而简单：“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曾给康克清当过警卫员的女兵罗坤年仅13岁，她带11个红小鬼外出宣传，回来时部队已北上。这十几个女孩子组织起来追赶，沿途靠乞讨生活，又躲过野兽袭击和人贩子，战胜了疾病、饥饿，历时三个多月，终于追上部队。

藏族女战士姜秀英的脚趾头被冻坏了，为了跟上行军队伍，她从老乡家借来斧头，毅然把溃烂的脚趾头砍掉。

在行军途中，红军女战士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原始标准。阴雨天被淋得像落汤鸡，在严重缺水地区脸上又常蒙着一层灰尘。恶劣条件使得她们的性别意识淡化。最头痛的是来例假。当时在敌人尾追下部队不停地赶路，尽管腹部绞痛、两腿发抖，但捂着肚子也得一步一步往前挪。住宿时，三五个人挤在一起，还要躺在潮湿的土地上。女红军危秀英居然练出了站着睡觉的本事。

参加长征的部分女同志在北京合影

在四方面军担任妇女运输连连长的王泽南，是一位裹着小脚走的女性。在过雪山的时候，她曾唱过这样一首歌来鼓励其他红军战士：“裹脚要用布和棕，包得不紧又不松。到了山顶莫停留，革命道路不能停。”最后，她硬是凭着“三寸金莲”征服了千山万水。

“牛粪里刨食”，牛皮鞋底做成“美味”——红军女战士的“食”

长征之初，吃的问题并不突出。出发时大家都带足了干粮，在人烟稠密区获得食物也比较方便。1935年初，红军在贵州猴场过阳历新年的时候，红军女战士们还炖了一大锅菜，做了糯米糍粑，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顿。在晚饭后的篝火晚会上，还有从当地杂货店里买来的花生、瓜子享用。

但女性在过草地的时候，无一例外地领略到自然环境的严酷。女战士汪荣华回忆道：“深秋来临，寒风凛冽，我们身着单衣，在无垠的沼泽地里行军，两脚泡在又臭又冷的水里，粮食越来越少，不几天，我们就把刚进草地时带的一袋青稞面和一块鸡蛋大的盐巴吃光了。大家只得吃野菜，有的把脸都吃肿了。最后连野菜也不好找到，只好找来一些牛皮，把皮上的毛烧掉，用水煮着吃。”

如何使牛皮鞋底成为“美味佳肴”？乐观开朗的女性编了一首歌来传唱：“牛皮鞋底六寸长，草地中间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后分外香。两寸拿来熬野菜，两寸拿来做清汤；一菜一汤好花样，留下两寸战友尝。”

为了生存，她们甚至从牛粪堆里拣粮食吃。女战士钟月林、钱希钧和谢飞三人在一家藏民宅子里嚼着苦涩野菜，细心的谢飞发现楼下牛粪堆上夹杂着一些没有消化掉的麦粒。起初她们还有点嫌脏，但饥饿的滋味更可怕。她们顾不上牛粪上还爬着蛆虫，开始拣麦粒，很快就拣了两三斤。她们把麦粒拿到河边仔细洗干净，然后放到锅里去炒，金黄的麦粒就变成美味的食品。过草地的时候，一位男性红军指挥员曾经提出要用半块香皂来换谢飞手中的一把熟麦粒，谢飞没有换，而是白送了他一把。

她们几乎什么都吃过，茴茴草、松菌、清水煮树皮、草根、皮带、皮帽。有一次，李伯钊把刘少奇采来的野烟叶子当成萝卜缨子，吃掉后差点中毒。

唯一不觉行军之苦的是康克清。她身体强壮，背着三四条枪行军，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她在延安曾对史沫特莱说：“同那么多可爱的人在一起，每天的行军和出门散步差不多。”

夜宿女房东屋里闹误会——红军女战士的“住”

长征的女性一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头上长满了虱子。彭德怀曾开玩笑：“无虱不成军，没有虱子的不算长征干部!”无论男女，无论职务高低，宿营时都有一项“功课”，就是捉虱子，谁也不笑话谁。徐特立还编过“捉虱舞”，亲自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