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女战士的情感之谜

在恶劣的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不仅不会减弱，而且会加深，此所谓“患难见真情”。

参加长征的女性面临极其恶劣的环境，她们缺吃少穿，缺医少药，但她们唯一不缺的，就是感情。

红军女性为何而哭

很多参加长征的女性的回忆录都曾经提到：1934年深秋，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维汉在大会上，宣布了中央红军要撤离苏区的决定、行军纪律以及需要注意的事项。在场的女性几乎全都哭了。

女战士实在不愿意离开这片沃土，她们有的放弃了上海等大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有的刚从深山老林中逃脱封建婚姻的桎梏，有的是为了逃出地主老财的凌辱和欺压，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块寄托着自己理想和希望的地方，进行着学习、劳动生产和生活，有的更是生于斯长于斯。今天就要告别这块土地，告别这种生活，去往一个未知的地方，怎不叫人落泪？

女性哭，还为着与战友的分离，与亲骨肉的分别。被选中参加长征的女性凤毛麟角，其他人都被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大家都是要好的姐妹，一朝分别，生死难料，不知何日聚首，免不了潸然泪下。尤其是像贺子珍这样有了孩子的女性，更要把孩子寄养在老乡家，骨肉分离那一刻，是常人难以想像的。

看到倒在路上的战友时，也会悲从中来。刘群先在翻越查河附近的雪山时，看到包括只有11岁的看护员在内的90多人被冻死在雪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号啕大哭。

背着男人翻山越岭

由女性护理男性伤病员，需要更大的勇气。

照顾男伤员，由于缺医少药，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安慰。帮他们擦洗伤口、换药、喂饭，都要有一些身体上的接触。伤在什么部位的都有，那是女护士所不能回避的。伤员除了要忍受伤痛的折磨，还常常忍饥挨饿，女性既要护理伤员，还要筹措粮食，粮食不够宁可自己饿肚子。部队缺粮，重伤员难以下咽野菜，女护士们就先用自己的嘴把野菜嚼烂，然后再喂给伤员。当时的女性文化程度不高，其中的大多数青春年少，面对男性的身体有着少女特有的羞怯。是战友之情，使这些女性冲破男女之间的大防。

一些伤轻的战士，拄着拐棍自己还能走一段，有的重伤员，根本就离不开担架。红军团长钟赤兵在战斗中被打断了一条腿，他非常顽强，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截肢。周恩来指示一定要将他抬走，战士和民夫人手不够时，女同志也来帮助，钟赤兵经常是由女护士抬着走。

红军翻过的大雪山——打鼓山

敌机时常轰炸长征队伍，抬担架的民夫吓跑了，体弱有病的女红军邓六金勇敢地接替了民夫，抬起担架就走。山很陡，她只得跪着爬行，膝盖磕破了，肩膀磨出了血，但她没有停下。下山之后，她却再也支持不住了，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担架上的伤员是一位胸部负伤的团级干部，他心疼地说：“女人干不得这个，还是找个男人来。”可当时荒天野地，去哪里找男人？她吐完血，抬起担架继续追赶队伍。女担架员坚持下来了，中途没有丢掉一个伤病员。

身体瘦小的女战士危秀英在长征途中曾经救过一位发着高烧的男战士，并背着他翻越了两座山。由于分别得匆忙，他们彼此并不知道姓名。时隔20年以后，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两人再次相逢，危秀英才知道她救的这位男性叫廖志高，此时已经是四川省委书记了。

红四方面军女护士苟贵英在敌机空袭中，用身体掩护伤员，牺牲在四川马塘。为了不让战友受冻，女战士到深山去割棕，编织成“棕衣”，没有钢针就磨竹针代替，有的女战士甚至因此而被毒蛇咬伤而牺牲。

吵架拌嘴没有伤害姐妹情谊

长征开始之前，中央原定30名女性要编成一个队，同总政治部的队伍一起行军。但这一方案并没有实施，女性被分散编入红星纵队和红章纵队里。

但麻烦也来了。由谁来背米，谁来做饭，以及做多做少等等，都不好安排。刘群先向《续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夫人披露：“在长征中，女同志们时常跟党的负责人员吵嘴，因为她们得不到足够的粮食，以至有时候相互间竟抢着吃。每一个人都想吃饭，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带米，因此我们不得不调查究竟是不是每个人都带了她自己的米粮。女人们吃的食物跟男人们的一样，别的待遇亦没有一点不同。”

部队到达城口的时候，刘群先找到周恩来，提出把所有的女红军集中起来，单独成立一个妇女队。周恩来同意她的建议，任命刘群先当队长，归军委总政治部领导，要求她们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在行军途中搞宣传，讲党的政策，鼓舞士气，还给她们配备了七匹马。

她们做了简单分工：李伯钊走在队伍的前头，负责安排食物；其他由刘群先负责；有时则两人一道，去找寻财产应予没收的地主。

妇女队只存在了一个月，到遵义后她们各自回到原单位从事看护或做政治工作，妇女队也就解散了。

过草地的时候，泼辣的刘群先与身体羸弱的蔡畅，也为食物问题吵过嘴。刘群先身体好，喜动，消耗大，自然吃得多；加上缺盐少油，成天吃青草，无时不感到肚子饿。但经常害病、饭量较小的蔡畅却要刘群先尽量少吃。不过吵完不久，大家还是和好如初，互相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