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高科技”为主要标志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是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已经崛起的标志，也是美国历史的新的转折点，因为美国的参战不仅为这个国家夺取世界霸权提供了机遇，也为其社会经济的新转型准备了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导美国历史走向的主要问题是“冷战”。美国人认为“冷战”是为了对付所谓“来自共产主义的威胁”，实际上是起源于美国和西方对共产主义的仇视，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虽然在东欧增加了一批新的盟国，但整个苏东地区百废待举、力量很弱，根本谈不上什么真正的威胁，在对外关系中尚处于“守势”。

与此相反，早在1941年，亨利·卢斯就提出了20世纪是“美国世纪”的概念，到1945年4月，杜鲁门声称美国已取得了“世界领导地位”。1946年2月乔治·凯南发自驻苏使馆的反苏的8000字电文，以及丘吉尔于是年3月在美国富尔顿发表的“铁幕”演说，实际上是内外呼应的冷战宣言。于是便有了1946年9月美国总统助理克拉克·克利福德秘密报告中“遏制”苏联的建议，以及1947年3月正式宣布对抗所谓“共产主义恐怖威胁”的“杜鲁门主义”的出台，再接着便是在1948年8月建立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与之对应的《华沙条约》，则晚至1955年5月才正式签订。美国对所谓“共产主义威胁”反应过敏，充分表现在1947年3月杜鲁门发布的所谓“忠诚法令”并据此成立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这件事情上，以致引发了来自美国内部的真正的恐怖威胁，即制造了许多“恐怖事件”的“麦卡锡主义”。

“冷战”并不排斥热战。1950年6月25日美国发动的侵朝战争以及后来干涉越南的战争，都是明证。虽然新的世界战争大战并未打起来，但这种和平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核威胁”平衡的基础之上的，被称之为“恐怖平衡”。因为美苏两大军事集团，首先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为了“冷战”，即争夺世界霸权的需要，都不得不大力发展高科技，以争取军事优势。在这方面，美国最先意识到这一点。早在1945年9月6日，在日本正式投降后的第四天，杜鲁门总统在向国会提出的“21点战后复兴计划”中就明确提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当今世界上维持领袖地位，除非它充分开发了它的科学技术资源。”这是第一次把发展高科技放在争霸世界这样的战略地位来考虑，并把它作为争夺世界霸权的关键性因素。此后，这一战略思考在美国从未放弃。1960年7月15日，肯尼迪在发表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演说中说：“今天的‘新边疆’是未知的科学和空间领域，未解决的战争和平问题，尚未征服的无知和偏见的孤立地带，尚未有答案的贫困与过剩课题。”1979年，美国参议员马尔科姆·瓦罗普提出著名的“天基防御”概念，不久就诞生了比肯尼迪的“阿波罗”计划更庞大的“星球大战”计划。批准这一计划的里根总统的一位顾问在其著作中说：“空间不仅是国家安全的关键，而且是经济增长和能源供应的关键。”所有这些言论、理论和计划，都诠释了霸权、高科技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基本国策。换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全部发展，都可以从中找到基本线索。

由于发展高科技被置于争霸世界的战略地位，联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落实科技开发计划：1946年8月1日设立了原子能委员会，同年10月成立了新的总统科学研究委员会。1947年9月15日，根据新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成立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资源局、研究开发局等。1950年10月，又成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这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到10年，便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政府科技体系。在1957年苏联两次成功发射人造卫星后，艾森豪威尔总统下令设立联邦科学技术委员会，以及国家航空和宇航局，并在1958年颁布《国防教育法》，决定对美国的教育实行重大改革。尼克松总统上台后，一个总统特别小组在一份报告中，又特别强调了科学技术与国家目标的关系、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联邦机构与私营机构的关系以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个总体趋势是：在联邦政府的有力领导和整合下，不仅建立了一个包括政府和民间在内的庞大科技体系，而且明显地加大了对科技领域的投入，大学日益成为美国科技发展的主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