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28~31日，张体学在光化县主持召开工程委员会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准备会议。会议决定，从现在起到10月底，湖北省襄阳地区准备5万民工，荆州地区准备2万民工，河南南阳地区准备2万民工，自带工具和雨布，由各县领导带队先后出发，于1958年11月5日前，参加建设的人马全部到齐。

眼看离开工只有三个星期，还有太多的准备工作要做，张体学是军人，军人有军人的管理办法。张体学专门成立了交通、技工机械、物资供应等几个组，负责工程保障。并将各地来的十几万民工编成了一支水电建设大军：

第一师（均县民工）师长常居春，政委罗玉隆；

第二师（襄阳县民工）师长周金贵，政委李新；

第三师（宜城、光化民工）师长公兴厚，政委苏风堂；

第四师（郧县、竹山、竹溪、房县民工）师长余正才，政委祁长安；

第五师（淅川民工）师长杨富才，政委王海申；

第六师（邓县民工）师长刘成秀，政委金振东；

第七师（天门民工）师长刘启玉，政委来宾；

第八师（仙桃民工）师长钟立权，政委韩自重；

第九师（淮河委员会、武汉水利公司）师长廉荣禄，政委肖继何。

张体学再将这些民兵师分别组成几个兵团，由各地区领导分别担任司令，如此一来，他又找到了战争年代的感觉，浑身精神抖擞。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底子薄，全国汽车保有量不过三万多辆，挖掘机、履带式拖拉机这样的大型施工机械更是少得可怜，修建一个如此大的水利工程，主要依靠人海战术，要依靠老百姓的双肩来移山填海。当时全国范围内大炼钢铁、大修水利、大建人民公社，搞得热火朝天，几乎所有的农村劳力都在各个建设工地上，但丹江口工程是国家级的特大型工程，丹江口工程要人，所有的工程都要让路。湖北、河南两省的省委发下通知，两省17个县共要组织十几万精壮劳力，自备生活用品包括粮食、劳动工具和打地铺所需的稻草限期赶到湖北均县丹江口水库建设工地。

十几万民工的调集，不亚于一场战争的动员。民工的来源集中在湖北河南两省，设计中的丹江库区周围主要有三个县，汉江边的湖北省均县（今丹江口市）、郧县，丹江边的河南省淅川县。这三个县都是山区小县，每县只有五六十万人，再加上水利建设和大炼钢铁，劳动力极为紧张，但在大局面前，他们没有一丝的拖延，迅速动员起来，紧急抽调精壮劳力，河南淅川在最短的时间内汇集了2 8万民工，由县委委员农工部长杨富才和县检察院院长王海申、副县长赵善元等50名干部带领，在最快的时间内浩浩荡荡奔赴丹江口。如果以县来计算，参加丹江口水库建设的民工河南淅川是来得最多的。

那些日子，湖北、河南两省所属的襄阳、荆州、南阳3个地区17个县的10余万民工挑着行李，带着简陋的工具，日夜兼程汇集到均县丹江口工地。当时，为工程配套的汉丹（汉口到丹江口）铁路还没有修建，从襄阳到丹江口只有一条临时铺就的极为简陋的土路。几万民工也没有那么多汽车来运输，十几万民工全靠两条腿步行，一路走到丹江口。从湖北荆州、襄阳，河南淅川、邓县通往湖北均县丹江口工地的路上，快步行走的民工队伍扬起的灰尘遮天蔽日，不见首尾的队伍如同长龙。据当地的老乡回忆：

那些日子天天过队伍，他们个个挑着担子，一头是行李卷，一头是一捆稻草，一个个灰扑扑的，队伍中还有好多妇女，她们和那些男的一样，也是一人挑一担，担子上还挂一把铁锹，他们浑身大汗，从早到晚走个不停，我们开始还拿水出来给他们喝，但很快就没有了。家里的劳力也出去了，没人挑水。队伍走了起码有十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