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堂到他家有一里路，他的女儿也是饿得受不了，手里捧着半斤红薯干，边走边往嘴里填，等她回到家，半斤红薯干没剩一块，她的父亲已经在床上饿死了。有一天，我看到一个邻居不知从哪里搞回来一个生南瓜，篮球那么大的生南瓜，他坐在那里居然吃了一半，然后将剩下的半个放到半截墙上。他出去了后，我和弟弟立刻爬墙过去，将这半个南瓜偷来，两兄弟狼吞虎咽一气吃光。

1959年秋天，食堂取消了，我们可以回家吃饭了，但家里已经什么东西都没有了。1959年，我上小学，我父亲参加丹江口水库建设。几年后，生活开始好转，不再饿肚子了，这个时候丹江口水库开始蓄水，我们村地势高，在150米线上，前面几批搬迁都没有我们的事，1970年，村里来了宣传队，开始动员我们搬迁。口号是：“牺牲小家保大家，牺牲个人为国家”，没什么说的，就是要你搬。我们村属于第四批移民，没有往外地走，而是往后靠，从150米线移到162米线。后靠大约30里。我们家有三间房，搬迁时没有任何经费补偿，我们将原来房子的门窗、屋架拆下来，两兄弟用板车拉到搬迁地，在那里筑起半截“板夯”（干打垒）墙，上面半截用土坯盖上。再放上门窗、屋架，一栋房子就算盖起来了。这就叫“原拆原建”。盖房子时，我们搬迁的移民互相换工，今天大伙帮我，明天我们帮他，就这样将房子盖起来。不光是我们家这样，我们全村、全大队、全公社的人家都这样。整个搬迁过程中，上级没有一分钱的补助或是补偿，只是带领我们到后靠的地方，告诉我们这里就是后靠安置点。但我们自己动手将房子盖好后，上面却有人来视察“搬迁移民建房”，看着他们在房子跟前指指点点，我真想上去跟他们理论，但父亲紧紧拽住我的手，不让我靠近他们。

临搬走的前一天，我父亲邀上几个老乡，要到几十公里外的山里去打最后一次柴。我们平时要到60里外的山里去砍柴，每周砍一次，每次挑回120斤柴，每砍一次柴，父亲就像得了一场大病，实在是太累了。现在要搬走了，新的地方不缺柴，砍回柴也没有用，我劝父亲不要去，他不听，结果我们父子吵了一场，父亲还是去了，以后我才知道，他是想砍最后一次，这也是他思念故土的方式。

盖房的时间很紧，板夯的墙质量很差，我们的房子盖起一年后，墙就开裂了，裂的缝很多，最大的裂口有一寸多。眼看还在继续开裂，根本没法住人，最后只有扒掉重新盖，我们两兄弟和父亲一起到外面去捡人家移民扔掉的烂砖头来重新盖。盖的过程中屋架坍塌下来，把我奶奶砸在屋里，好在没有伤到筋骨。我们那个移民点在一片斜坡上，四周一片荒凉，什么也没有，没有电，没有水，吃水要推起车子走几里路到江边去拉水，生活非常不方便，吃水的难处没法说。到了1975年，上面开始在我们移民点打井，说是打井，实际上就是用炸药崩一个窝子，也没见到水，打井队的人就走了。最后还是我们几家移民自己凑钱请打井队打的手压井，这才解决了我们的吃水问题。直到70年代后期，上级给移民的生活困难补助款每户220元才发到我们手上，这时我已经外出参加工作了。房子实在太烂了，就这样的房子我们一直住到1990年左右，我们的生活状况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大家都在筹钱准备盖新房子，就在这时听说丹江口水库二期工程又要准备移民，听到这个消息，大家又不敢盖了。当年的板夯土坯房就一直住到今天。

2009年2月，春节刚过，空气中还充满浓郁的年味，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不时地炸响。22日下午，在这位李姓移民的陪同下，笔者来到淅川县盛湾乡河坝村。一场春雨刚过，气候和暖，地里小麦返青，一望无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