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这些背景搞清楚了，也就不难理解，当批评俞平伯的事情发展成为批判和清算胡适的时候，周汝昌为什么会紧张了。现在某些年轻人查到报纸上有周汝昌署名的批判胡适的文章，就大惊小怪起来。现在和以后的年轻人应该懂得，在当时中国大陆的政治情势下，如果认定你跟被批判的靶子观点相同，属于“一类货色”，那么，你就是想写文章“参加批判”、“划清界限”，也未必还让你发表出来。当时周汝昌为什么要写那类文章呢？原来，是毛泽东发了话，要保护周汝昌。怎么个保护法呢？一是派他当时的爱将（带头批判俞平伯的“两个小人物”之一）李希凡到医院看望正在住院的周汝昌，告诉他他们将发表一篇批评《新证》的文章，但跟批判俞平伯不一样，属于“同志式的批评”。“同志式”在当年是一粒政治救心丸，就是说没把你看成敌人或反动观点的代表。这个安排说明政治家的水平确实高。因为你批判俞平伯是“反动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推行者”，但俞跟胡在交往上、学术观点上并无什么把柄；而周汝昌先生呢，尽人皆知，胡适连自己的甲戌本都借给他，两人的学术观点关联处很多，《红楼梦新证》就是从《红楼梦考证》发展来的嘛，怎么能绕过去呢？绕不过，那就来个区别于批判俞平伯的“同志式批评”。二是由《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出面，约周汝昌写篇既批判胡适也自我批判的“划界限”文章，保周“过关”。周写了，改来改去难以达到要求，最后由报社加工，终于刊出。这件事反映了当时一个不懂政治的知识分子的“幸运”与尴尬，更反映了那个时代政治压倒一切的社会特征，怎么能据此得出周“忘恩负义”、“投机”的结论呢？拿这些事去攻击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人品”，显然，如果不是幼稚，就是别有用心。

你看，光是甲戌本这样一个古本，就引出来这么多的故事，真是书有书的命运，人有人的命运啊。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现在原件不在内地的甲戌本，不但已经出了几种影印本，也出了多种校本，对它进行研究的文章和书也非常之多。

这个甲戌本，是不是曹雪芹亲笔写下的？或者，是不是脂砚斋亲笔抄录和写下批语的？不是。这仍然是一个“过录本”，就是根据最原始的本子再抄录过的本子。当然，它“过手”的次数似乎不太多，应该是很接近最原始的那个母本的。那个母本上可能有曹雪芹的亲笔字迹，也可能没有，但肯定是脂砚斋本人的笔迹。说它是甲戌本，是因为这个本子上自己写出了“甲戌抄阅再评”的字样，但脂砚斋的批语，却不完全是甲戌那一年所写的。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过录本上，出现了甲戌年以后的年代的少量批语，有的研究者就判断这个本子是假的。其实这个现象是很容易解释的：甲戌年脂砚斋整理好这样一个本子以后，一直留着，到了若干年后，还会翻看，偶然有了想法，就又写在上面，并且写下时间。如果脂砚斋要造假，何必留下这样的破绽呢？而且，曹雪芹写书和脂砚斋批书都是寂寞之极的事情，毫无名、利可收，我们找不到任何造假的动机。

甲戌本虽然只存下了十六回，但它最接近原始的母本，最接近曹雪芹的原笔原意，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