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虽然整日非常忙碌，但是他并没有疏于对亲属的约束，对亲人的要求甚至可以用“严苛”来形容。在周秉德的记忆里，从儿时的生活起居到父亲的工作安排，处处感受到伯伯的以身作则。

“我父亲过去在天津工作，来到北京需要安排新的工作，伯伯说工作不能由他来安排，应该到华北大学去参加正式的学习，进而了解党的政策，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然后看学习情况再按照规定安排”。

于是，45岁的周同宇先去华北大学接受培训，然后分配到钢铁工业局（冶金部前身）。

“当时伯伯找到单位领导说，对他弟弟工作安排上，要职位尽量低、待遇尽量少，不能够因为我父亲是总理的弟弟就得到任何特殊照顾。伯伯是用自己的实际行为，坚持着为人民服务和反对特权思想的原则的。”

由于是总理的亲自要求，钢铁工业局的领导自然是严格执行，父亲被安排到一个仓库科员的职位。“当时住房都是根据职位的高低来进行分配的，因为我父亲的职位低，我们家的房子自然也就非常小。”

初到北京，周秉德身边仅带着两条小裙子，工作人员就带着她上街买了两身衣裤，一套是斜纹布的蓝色小衣服，一套是咔叽布的黄色小衣服。

小秉德没想到的是，伯伯为此生气了。

伯伯问秉德，“新衣服哪儿来的？”

“这是叔叔带我去做的。”小秉德说。

“哦。”周恩来没有再问下去。

几天后，周秉德换上另一件裙子，伯伯问：“怎么又一身？”

“还是那次叔叔带我去做的，两身啊，要换洗。”

“浪费。”伯伯显得有些生气。

伯伯为两身衣服生气了，这对周秉德的触动很大，她一下子意识到了生气背后的国家因素。伯伯生气是因为“那时候是配给制，他亲属来了之后的吃穿都由公家管，所以他说浪费”。

在周秉德的眼里，伯伯饮食通常是很简朴的，基本上是一荤一素一个汤。“我们这些孩子一般去吃食堂。如果与伯父伯母一起吃，他们也就会加一个菜，而且是这顿吃剩下的菜，下顿能吃的话还要继续吃。”

还有一次，周秉德清早坐在院子里看书，不料，伯伯看见后批评她说：“解放军战士在打扫庭院，你怎么能一个人在这里看书？”她一听马上放下书，和叔叔们一块打扫卫生。伯伯很少批评她，这是让她记忆犹新的一件事。从此，她便知道，自己虽然是总理的侄女，但跟战士们是平等的，不能自认为有任何特殊之处。

当时周同宇一家住在东城区的一个小胡同里，只有两间平房面积20多平方米，六个儿女住在里面拥挤不堪。“记得当时，屋子小，西晒不通风，弟弟满头满身长了痱子，又痒又疼哭个不停。因为我先来北京，全家搬来后，房子小，伯伯就说把大一点的孩子也接到西花厅来，于是秉钧、秉宜我们三个人就住在中南海。”

“住在伯伯家我们也是三个孩子挤住一间屋子里。我们读的是干部子弟班，因为我们家长都是供给制，没有钱交学费，国家把干部子弟组织到了一起，一起读书、吃住。”这样，三个孩子周一至周五在干部子弟班住校，周六回西花厅与伯伯、七妈团聚，周日白天回家去看父母，下午或晚上就回学校住。

周六要回伯伯家，小秉德都是自己坐公交车回去，中间还要倒车。有一次看到别的同学有车来接，她就跟七妈说：“你看人家都有车来接 ”

七妈说：“你记住了，你就是普通学生，将来长大了，你就是普通劳动者。不能因为伯伯是总理，你就有任何的特权思想，你不能有任何的特殊化。”

虽然一周有一天在伯伯家，但是周秉德只有寒暑假才能有比较多的机会和伯伯、七妈交流。“我过来的时候伯伯基本上没有时间，总是匆匆忙忙地做事情，但是却经常告诉我们不能够有任何特权，而且要求我们不要到外面讲和他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