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复照指出，苏联政府突然片面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不仅破坏了两国政府签订的有关聘请苏联专家的协定和合同，而且损害了两国政府签订的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一系列协定，使得这些协定中规定的许多建设项目的技术设计、设备安装和科学技术研究的进行发生了很大的困难，给中国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1960年11月6日，苏联驻华使馆向我方提交有关撤专家问题的第三个照会。对苏方的第三次照会，我方已拟就了第三次复照，但在照会审批期间，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参加了1960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八十一国兄弟党会议，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有好转迹象。在新形势下，拟决定不发第三次复照，撤专家引起的后果，在将来会谈中解决。因此，我第三次复照未发出，中苏关于撤专家问题的照会战就到此结束。

早在1959年，彭德怀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东欧七个社会主义国家时，曾经路过莫斯科。彭德怀还未出国前，我在1959年上海会议期间曾去看过他。我将赫鲁晓夫的活动情况，赫鲁晓夫当时对中国政策的指责和东欧各国的基本动态都向他作了汇报。我也告知他，上次(指1957年十月革命40周年)，他率领军事代表团访苏时，苏方对他的反映。我也向他报告了苏联已开始在军事援助上，尤其是海、空军和新技术方面控制加紧，数量减少，质量降低和尽量制造困难与拖延时间。我还讲了苏联在没有同美国完全达成一定协议时，还会要拉中国，但企图把中国的对美政策纳入苏联的轨道。即使它与美国达成一致协议，也还不至于与中国闹翻，否则他和美国讨价还价时减少了筹码。我又说，赫鲁晓夫公开对华争论是政治性质的，一面对我施加压力，一面对美国作出姿态。我告诉他，这时中苏关系还未到最坏地步，还有可能争取其一部分军事援助。

彭德怀路过莫斯科时，在机场上向迎接他的苏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表示，要与赫鲁晓夫会见。彭总要见赫鲁晓夫，主要是为了把建设中国军事工业的一些重要项目落实下来，这件事只有赫鲁晓夫才能作决定。因此，当彭访七国回莫的第二天，赫鲁晓夫接见了彭。彭德怀和赫鲁晓夫会见之前，我先到赫鲁晓夫的秘书办公室等候。苏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传达，赫鲁晓夫的这次谈话主要是交换中苏两国军事上共同有关的问题，参加会议的苏方人员有安东诺夫大将。赫鲁晓夫除强调苏联核武器、新式武器的威力以及苏联海、陆、空军现代化装备与力量强大外，特别提到为防备美国在远东侵略，尤其是对中国的军事侵略。苏联在远东地区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和空军力量，一旦有事可以对中国进行强大的援助。赫说美国对中国进行军事冒险的危险性是很大的，因此赫向彭提出，中苏两国进行具体军事合作有迫切的必要，特别是要迅速安排中苏海军与空军的合作。这方面是美国的强处，是中国目前的弱处，如海军与空军方面能实现合作，这一形势就会改变。赫鲁晓夫又表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可以以苏联为中心和华沙条约国军事条约衔接起来，这也就是华沙军事条约的延伸。彭德怀表示可以向中央请示，研究赫鲁晓夫的想法，这从战略方面来看对中国是会有帮助的。至于合作的具体方案和形式，他回国研究后，再与苏方共同研究。彭接着向赫提出要求加强对中国军事装备与新式军事技术的援助。在说到这个问题时，彭向赫说明了我国国防计划方面需要加强的地方，我国当时军队的编制与军事装备和急需的装备革新及补充等情况。赫鲁晓夫听后，对彭的要求均表示原则同意，提出在军事装备与技术援助时要多派专家来帮助我国，并希望中国武器生产与苏联统一化。彭表示请示中央考虑。此外，也谈到了一些有关南斯拉夫、裁军、四国首脑会议以及当时苏联内部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争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