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打电话给在家的辛生、卢家丰两位同志，要他们立即赶到北京，采用来信对来信的办法写了一篇题为《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的来信。信中说：“作业组仅仅是劳动管理组织的一种形式，无权决定生产计划和收益分配。超产奖励部分数量很少，不会构成一级核算，也不会改变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作业组要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就必然要分给一定的田块，确定一定的产量。联系产量就是定产，而定产必须按田块定，也可以叫包产，只是说法不同。”“如果只划分作业组，只包工分，不划分田块。不定产量，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又从何做起来呢。”“包产到组和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它既没有改变所有制的性质，也不改变生产队基本核算单位，又不违背党的政策原则，为什么现在却把它当作‘错误的做法’要坚决纠正呢……‘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两年多了，但余毒未除，至今还禁锢着一些人的思想。有的明明是包产到组，却偏说是定产到组，好像‘包’就是资本主义，一‘包’就改变所有制性质，集体经济马上就要瓦解了，这种看法实在是站不住脚的。”这封来信，在我们的力争下，《人民日报》于3月30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人民日报》还写了长篇编者按，承认发表张浩的来信和编者按语，其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当注意改正。

至此，对张浩来信的争论告一段落，但其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它造成了干部群众的思想混乱。有些群众说：“张浩来信给我们泼了一瓢不算小的冷水，社员们鼓起来的干劲一下子给拔掉了气门嘴。”有人还写了一首打油诗，诗云：《人民日报》太荒唐，张浩不写好文章。一瓢冷水泼洛阳，混淆政策理不当。

1979年夏天，为消除张浩来信造成的干群思想混乱，中共安徽省委及时发出八条代电，要求各地不论实行什么责任制办法都要坚决稳定下来，不能变来变去，以便集中力量搞好春耕生产。全省绝大多数地方干部群众的情绪得到安定，但也有少数地方对省委的代电贯彻不力，措施不力，致使原来一些基层干部怕整、群众怕变的地方，思想更加动荡。突出的如霍邱县，全县7866个生产队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有6325个队，占生产队总数的80%以上。由于张浩来信的影响，在很短的时间内，退回去1748人，占实行联产责任制生产队总数的27 6％。该县长集区五四公社包产到组的145个队，一次就退回去101个队，粮食比1978年减产700万斤。西臬公社北庄生产队原来是个先进队，水利、土质、条件都比较好，实行包产到组后，群众的积极性比以前更高，生产搞得比以前更好。后来否定联产责任制的冷风一刮，包产到组改回去了，人心散了，干活出勤少了，工效低了，生产无人指挥，上工无人记工分，生产受到很大破坏，粮食比1978年减产10多万斤。由于联产责任制摇摆不定，1979年全县粮食总产73500万斤，比1978年减产16000多万斤。

经过各级党委的细致工作，虽然干群情绪很快安定下来，但是，张浩来信造成的余悸未消，怕变心理犹存，凤阳、肥西就是两个突出的例子。凤阳当时全县有0 8％的生产队实行包干到组。按照万里指示，我于7月初专程来到凤阳，用了半个多月时间，走访了20多个公社，以县委名义写出了关于“农业经济管理的一项重大改革”的调查报告，县委常委经过激烈争论后，很快上报省委。不久，《安徽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发表。这对进一步安定干群情绪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此后，凤阳全县农村要求将包干到组变为包干到户。县委却提出“一定要把包干到组稳住”，并以区为单位，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宣布党员搞包干到户的开除党籍，公社书记搞包干到户的撤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