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之他们各人的犯罪事实比较单纯明朗，有许多事还有点戏剧性，例如林彪搞政变、谋害毛主席和“九?一三事件”等等，所以第二庭的审判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开庭初期关于第二庭的报道也特别多，邓小平同志也说第二庭进行得比较好，并让加强对第一庭的审判和报道。

最后的判决

从1980年11月开始，第二庭共开庭22次，我主持了其中的16次，连同首次开庭、最后审判和参加第一庭的审讯，在一共42次庭审中，我出庭了约30次，除了每天在前台挺直腰杆坐着，每次开庭结束后，还要马上到后台进行总结：今天有没有什么问题?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都要及时提出来。此外还有许多有关的会议，特别是后来讨论如何判刑时，从中央政治局的专门会议到全体审判员的会议，一系列的会议不仅要出席，还要拿出意见。我们在精神上和体力上都相当紧张，但是想到这是一项全国关心举世瞩目的重大政治任务，所以我们都全力以赴地参与了一切活动，愉快地贡献着自己的全部力量。

在如何判刑的问题上是经过不少的争论的。中央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有人主张轻些，说将这些人养起来算了；有人主张重些，提出一定要判处死刑；也有人提出不轻不重的判法，即分别判处不同时限的徒刑。可是当时全国到处都是一片杀声，这对我们也是一种压力。在开全体审判员会议时，大家同样认为江青、张春桥等人死有余辜，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开始都准备判处死刑，但是反复考虑以后还是不行，一要顾及国际国内的影响；二要设想后代人将怎么看，不能凭一种义愤情绪来决定。这样，关于首犯杀不杀的问题，经过多次反复讨论，还是定不下来：先提出江青、张春桥2人一定要杀，以后又认为不杀为宜，后来又说还是得杀。我们也决定不了，最后提交到中央政治局去讨论，我也去参加了。政治局多数同志提出判“死缓”，即判处死刑，但暂不执行，这在法律上是允许的。开始讨论时江华同志说，根据法律应该判处他们死刑，但是为了照顾国际影响，可以判为“死缓”，我在他发言后接着讲，赞成江院长意见，目前可能有人对这样判想不通，再过2年，特别是公布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更多的人就会明白为什么要判死缓。我说我们都是林彪、江青进行反革命活动时期的当事人，曾经亲身受到他们的迫害，正因如此，我们要克服可能有的感情作用，要更加冷静客观地来处理这件事，要经得起后代人的检验，我认为将来人们会承认我们现在这样判是正确的。

开始我还担心我们的意见未必能取得全体审判员的一致同意，在当时那种全国齐声喊杀的气氛下，能否大家都转过弯来，审判员中还有几位民主党派的代表，他们又会怎么看，这些问题我是没有多大把握的。后来知道，我对此又是多虑了。我们充分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后，很快得到了各审判员的支持，最后又得到了中央的同意，即将江青、张春桥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别的主犯则分别判以无期或有期徒刑。王洪文主要因为他还年轻，他自己就曾说过，10年以后再看分晓，对他判轻了可能还会出来起作用，此外他的地位也最高，罪行及影响仅次于江青和张春桥，所以将他判为无期徒刑。姚文元本来也应该重判，后来考虑到他搞的宣传活动，许多都是上面指示了叫他办的，对他判重了就不大公道了，所以判了个20年徒刑。黄、吴、李、邱等人，1971年9月就被抓起来了，被关已近10年，陈伯达被关得更早，他的年龄也很老了；江腾蛟则是最早主动交代问题的，一直态度较好，只是他的罪行是谋害毛主席，太轻了人民通不过，所以分别判了16、17到18年的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