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梁说：“吹蜡烛时我许的愿是明年申办成功。喝了贾书记和大家敬的酒，我只有一句话来回答大家，鞠躬尽瘁，力争申办成功。”回到家，他看到的是国家体育总局领导送来祝贺生日的大花篮和大蛋糕。花篮的红绸带上用金色署上了总局所有领导人的名字，其中五位同志还亲切地只署名不写姓。看到这些真诚的祝贺，振梁心中久久不能平静。振梁是“为知己者死”那种类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不求功名利禄，但重视真诚的友谊和对自己人格的尊重。他非常重视和珍惜北京市奥申委和体育总局的领导对他的器重。振梁忘记了自己健康欠佳和年岁日增，一往无前，他要对得起大家的期待和自己的承诺。在奥申委中，大家亲切地称他是“最年长的志愿者”。医生要他不要过度劳累，需要长时间坚持服西药和中药。在紧张的申办过程中，每次出国拉票，他总是随身带一个小箱子，其中装满了熬好的装成小包的中药。一路走，一路吃药，回国时带回空了的箱子，下次出国时照样办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振梁在申办过程中扔掉的空小药包，遍布了几大洲。

得道多助

申奥成功的关键是争取委员的支持。这是个争取人心的工程，要日积月累，不是件临到申办时才想到、才动手就能成功的事。

几十年来振梁以自己的学识、能力和人品，名副其实地成长为国际体坛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之一。他也在国际奥委会中广交朋友，成为在国际奥委会委员中朋友最多的人。连国际奥委会总部的工作人员都评价说，振梁是国际奥委会中最受他们工作人员尊重的有限几个委员之一。振梁十分清楚，一到国际上，他就不再是他个人。他代表的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人们是从他身上、从他的一言一行中来评判中国的。他赢得了尊重，就是为国家赢得了荣誉。他交了朋友，就是为国家争得了支持。申办过程最能凸显这一关系。

第一次申办时，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加拿大委员庞德主动向我们提出了长达二十多页的书面建议。第二次的申办报告则是那时的国际奥委会副主席、澳大利亚委员高斯珀自告奋勇帮我们核改英文稿和提出修改意见的。这两位国际奥委会的高层领导，完全是义务地为北京申办出谋划策，不要任何报酬，在当今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更显出他们真诚友谊之可贵。

亚洲委员与振梁惯常以兄弟相称。他们为支持北京各尽其能。在2000年韩国釜山亚奥理事会大会时的亚洲委员聚会上，印度委员库马尔主动提出说，所有亚洲委员都应该支持在北京举办奥运会，而当时除了北京外，另外还有三个亚洲城市在申办2008年奥运会。日本一位委员恳切地说，“因为大阪在申办，所以第一轮投票时我只能投大阪的票，但我的思想和灵魂都在北京方面。”2001年3月，我们去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访问。三国奥委会和委员都十分重视并且都明确表示将支持北京。鉴于马来西亚委员哈姆扎年事已高，振梁与马来西亚奥委会秘书长谢国骥(Koh—Chi Sieh)仔细商量了如何确保哈姆扎出席莫斯科全会并在表决时不按错电钮的措施。泰国委员纳特(Nat Indrapena)在与振梁交谈时，事先准备了详细提纲，他不仅表示支持而且提出了一系列确保北京成功的建议。新加坡委员黄思绵不但自己关心支持，还帮我们向他熟悉的欧洲委员拉票。中国台北委员吴经国上次申办时不顾岛内的政治压力不记名投票时支持了北京，这次从一开始起他就公开支持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