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谈中，托洛茨基就莫斯科暂时无法援助国民党的军事计划作了解释。他说，苏联并不拒绝给予军事援助，但在目前军事力量战略对比的情况下，莫斯科不可能向孙中山的军队提供援助，而“代之我们将为中国革命者学习军事敞开我们的学校，在这方面，我们将履行不久前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的那些承诺。”托洛茨基同样主张，国民党应该重视政治工作，并着手进行改组。即便我们给很多钱，包括军事援助，“你们还是一事无成”。如果孙中山只从事军事行动，那么，他在中国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眼里，就会同军阀张作霖、吴佩孚“别无二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苏联给予孙中山以军事援助，那么中国社会舆论就会这样看问题：张作霖是日本的代理人，吴佩孚是美国和英国的代理人，而孙中山是苏俄的代理人。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运动就不可能取得成功”。托洛茨基表示，解放运动需要有另外一种形式。首先，需要有广大群众的长期坚持不懈的政治准备。就是说，“国民党的绝大部分注意力应当放到宣传工作上”。他强调说，一份好的报纸，胜于一个不好的师团。在目前情况下，“一个严肃的政治纲领比一个不好的军团具有更大的意义”。

托洛茨基还举例说，俄国共产党也并非一下子就成为斗争的胜利者，在25年间，俄共不得不经受长期的磨炼。因此，国民党必须“抛弃速胜的幻想”，需要做耐心细致的、坚持不懈的、有条不紊的工作。如果履行了所有这些条件，毫无疑问，“辉煌的未来将属于国民党”。基于这样的考虑，托洛茨基建议，“国民党应当坚决地、急剧地改变自己的政治方向盘”。在目前，它应该“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工作上来，把军事活动降到必要的最低限度。”具体地说，“国民党的军事工作不应当超过政治活动的二十分之一，无论如何不要超过十分之一。”

不过，托洛茨基也不否认，“中国的国民革命党可以指望得到苏联的援助”。他甚至赞同国民党“应该转向北方”，因为“那里有对共同采取行动更有利的条件”。

但是，蒋介石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坚持认为，政治活动有困难，因为各国帝国主义残暴地压制一切革命宣传活动。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赞同托洛茨基的意见，并且表示国民党“将努力贯彻俄国同志的意见”。他甚至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解放了的中国将成为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员。

在谈到援助中国国民革命问题时，托洛茨基委托蒋介石回国后口头报告孙中山，苏俄自1920年对波兰战争结束之后，列宁对于世界革命政策有了新的指示。这就是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应当在道义与物质上予以尽量援助，但不使用其正式军队直接参战，以避免其他各国革命期间再次引起对苏俄民族有关的问题。托洛茨基郑重地说：“苏俄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之外，其他武器与经济等需要，都当尽力所能，积极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