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鲍罗廷也很看重蒋介石，似乎没有蒋介石的参与，很多事情就办不成。这从廖仲恺三番五次地电告蒋介石返回广州就可以看出。蒋介石从苏联回国后迟迟不肯露面，而黄埔军校又筹办在急，鲍罗廷急盼着蒋介石回到广州。11月29日，廖仲恺、鲍罗廷前往上海推行国民党改组工作。12月20日，廖仲恺从上海致电蒋介石：“鲍君有事与商，学校急得开办。无论如何，乞即买舟来沪，同伴南行为荷”。两天之后，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致信蒋介石：“鲍先生及弟等待商之事甚多……鲍先生事，尤关重要，彼每见弟等，必问兄来未。”12月26日，三人再次联名致信催促蒋介石，并且表达了鲍罗廷的急迫心情。信中说：“鲍先生日盼兄至，有如望岁，兄若不来，必致失望。”

1924年1月16日，在廖仲恺等人的一再催促下，蒋介石终于从奉化返回到广州。此时，正值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在大会闭幕的当天，廖仲恺委托出席大会的代表回各省为黄埔军校招收学生。

黄埔军校初创时期困难重重，尤其是资金短缺，已经“五易长官也都束手无策”。蒋介石确信，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结果，军校创办不过10天，在未经孙中山和廖仲恺许可的情况下，蒋介石擅自宣布解散黄埔军校筹备处，声称要给每个人发放路费。他竟以“环境恶劣，办事多遭肘”为由，向孙中山提出辞呈。

关于蒋介石再次离开广州的原因，当事人和研究者有几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蒋介石害怕共产党人的威望，“觉得军校校长这个职位是给他设下的圈套”。第二种说法是蒋介石“惯常的胆怯”。他担心，在广州的军阀，包括滇系军阀，均不赞成创办黄埔军校，因而会解散军校学生的武装，最后找他算帐。吴铁城曾当着鲍罗廷的面说蒋介石是一个胆小鬼，一有风吹草动就想逃跑，躲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这次他逃跑了，下次他还照样逃跑。不能依靠他。”第三种说法是蒋介石觉得他为黄埔军校提出的财政需求没有引起注意。于是，“郁郁不乐的蒋介石返回上海，以泄私怨。”第四种说法是蒋介石批评苏联人的建议没有被孙中山接受。还有一种说法是，蒋介石在1月中旬回到广州时，正赶上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他不是大会代表，“这件事也许损害了他的名利欲望”。虽然蒋介石被指定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负责人，但他在广州呆的时间越长，就“越能看出他不在孙中山的核心人物的圈子里”。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的地位都在他之上。因此，他感到不满。

对于尚处在筹建阶段的黄埔军校，蒋介石显然没有意识到这对他本人来说将是一笔可观的财富，而且，他也想象不出黄埔军校日后的发展盛况。否则，作为一个贪图个人名利的钻营家，蒋介石是绝对不会轻易放弃这个机会的。

筹备处的人大都是蒋介石邀请来的，一听说黄埔军校要解散，都想散伙。廖仲恺得知后明确表示：办黄埔军校是党要办的，而且一定要办成。“如果党要办，蒋先生不要办，或因此办不成，蒋先生要开罪于全党，将来他如果想回来再参加革命，怕也很困难了。所以筹备工作要照常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