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罗廷如此信任蒋介石，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就是他“在某种程度上受了恬不知耻的蛊惑宣传的欺骗”，他“在报告中提到的那些政客和将军的每次讲演都充斥着这种蛊惑宣传”。

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采取联合中派瓦解右派的策略，向右派发起进攻。但是，鲍罗廷不同意这样做。他担心，如果让戴季陶、孙科、叶楚伧回到广州，他们必然要同左派争夺权力，势必会造成国民党内部的不稳定。这样以来，他与汪、蒋“一同奋斗”的设想就会落空。所以，鲍罗廷主张强迫中派追随左派，要他们无条件地拥护国民政府和广州的国民党中央。他还嘲笑中共中央在上海同孙科、叶楚伧达成的协议是“要不得的安抚政策”。他甚至指示广州的中共党组织反抗上级的决定，认为“广东区委会负责人根据他们对广东情况的真实了解，是可以对这种决定，提出修改的意见。”

张国焘向鲍罗廷解释说，中共中央同孙科达成的协议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因为联合中派以搞垮西山会议派，就是向右派势力进攻的一种主要方法。张国焘表示，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应当一致主张建立一种国民政府的制度，而“最低的限度要将汪蒋合作的领导重心，在制度的基础上巩固起来，便不受外界挑拨的影响。”

中共广东区委的多数负责同志“站在鲍罗廷一边”，反对同戴季陶、孙科达成的协议。张太雷还向张国焘解释说，在目前情况下，也只有鲍罗廷才能平息国民党内部可能出现的矛盾，稳定现有的领导。而“莫斯科和这里的一些俄国军事顾问，似也不完全同意其作法；现在中共中央的决定更使其大伤脑筋。”张太雷表示，既然西山会议公然开除鲍罗廷、汪精卫和中共党员，因此，我们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应该首先来一个示威性的反击，以造成热烈拥护鲍罗廷和汪、蒋合作领导的气氛，只空洞地要求中派遵守孙中山的既定政策，而不是具体地要求他们拥护广州现有的领导，显然是不够的。

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中共广东区委确定的斗争策略是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并且计划在大会上开除戴季陶、孙科的国民党党籍，使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占到三分之二，少选中派，多选左派。军队方面，考虑到蒋介石的第一军只有三个师，除第一师师长何应钦是蒋介石的亲信外，第二师师长王懋功接近汪精卫。其他几个军都不听蒋介石的指挥。因此，中共广东区委决定乘机回击蒋介石，将中共党员从蒋介石的军队里全部撤出来，同汪精卫合作组建军队。周恩来同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商量之后，带着这个意见返回汕头，只等中共中央批准，就正式向蒋介石提出。结果，从上海传来的消息让广东区委大失所望。中共中央来电不仅不同意这样做，反而要求国民党代表大会推迟一个月召开，等待戴季陶、孙科返回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