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虽说是大会的领导者，但实际上，他“一切事多与鲍罗廷商谈，即对共国关系问题，也不例外。”而鲍罗廷对这种状况则“引以自傲”。会议期间，张国焘告诉鲍罗廷，应该强化大会的领导重心。鲍罗廷承认，大会有法定的主席团来领导，重要的事由他在幕后说了算。

据张国焘回忆，针对西山会议派采取的“尊蒋抑汪”策略，他曾同鲍罗廷慎重讨论过这一问题。鲍罗廷含混其词地表示，汪、蒋两人确实性格不同，汪善解人意，触类旁通，但要他负起责任的时候，常常表现出谦逊和退缩。蒋虽所知不广，但勇于负责。担任翻译的张太雷认为，只有鲍罗廷折中其间，才能维持汪、蒋合作的平衡。所以，鲍罗廷相信，“广州的局势能由他调排，一切自有办法。”

在1月16日的选举中，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22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又当选为常务委员。至此，蒋介石实际上成了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在一般代表的心目中，蒋介石与汪精卫是两个重心，“前者是军事的，后者是政治的。”

鲍罗廷对这个结果相当满意，认为“大会已经获得良好的成绩”。他由此相信，广州“有了一个统一的巩固的政权”，而这个政权的首领就是“始终最忠诚最积极的工作人员汪精卫、明确表示自己是国民党信徒，甚至可以说是极左信徒的蒋介石和湘军将领谭延闿。”鲍罗廷甚至预料，“广东的工作在汪蒋合作之下，可以正常进行，不会因他的暂时离开，发生什么影响。”

2．布勃诺夫断定：中山舰事件是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共的“半暴动”

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鲍罗廷离开了广州。他原以为，在汪、蒋的合作下，广州出现了令他十分满意的局面。他甚至信心十足地在北京向伊万诺夫斯基、加拉罕汇报了广州的情况。可是，事态的发展大大超出了鲍罗廷的预料。就在他离开后不到两个月，广州发生了使莫斯科感到震惊的“中山舰事件”。

3月18日下午，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浚得知从上海开往广州的一艘轮船被劫持，便命令学校管理科派军舰护送士兵前往保护。可是，黄埔军校已无舰可派。黎时雍只好打电话给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说教育长命令迅速派两只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

接到电话后，王学臣立即报告了办事处主任欧阳钟。随后，欧阳钟赶往海军局交涉。海军局局长李之龙因事外出，作战科的一位科长同意派遣军舰。

此时，海军局只有中山、宝壁、自由舰可以调遣。作战科首先派出了宝壁舰。其余两艘军舰，因自由舰刚从海南返回，舰身有所损坏，正在修理之中。于是，李之龙便将中山舰派往黄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