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蒋介石的性格，苏联顾问有很多描述，他们普遍感觉到，同这样一个人“协调一致地工作是非常非常之难的”。而且，蒋介石极端变化无常，十分孤僻。就他的天性而言，他是“一个多疑的、虚荣心很强的、城府很深的追求权势的人”，在他面前“永远不要表现得高傲”。由于对蒋介石个性的了解，苏联人表现出对“这位政治人物的不信任感”。切列潘诺夫在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前曾担心地问鲍罗廷：“蒋介石能跟我们走多远？”而鲍罗廷的回答却是：“他为什么不能更我们一起走呢？”

鲍罗廷过分地相信了蒋介石，“过高地估计了国民政府的巩固和团结程度”，而没有注意到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但是，季山嘉“完全不像鲍罗廷那样注重中国的‘习惯、风俗和礼节’，显然也不十分赞赏鲍罗廷如此珍视的统一战线战略。”而且，季山嘉“不止一次公开流露出对蒋介石和一般中国军官的藐视”。他甚至绕过蒋介石，直接将苏联援助的物资分配给云南和江西的军队。“他愿意同汪精卫打交道，而不愿与蒋介石为伍。”

不过，拉兹贡的分析更符合实际。他认为，中山舰事件是不可避免的。即使不在3月20日发生，那么，“晚些时候也会发生”。他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这次事件“不必从俄国顾问领导层的错误或没有分寸的角度去看，而应该着眼于国民党内部表现出来的社会动向。”既然中国进入内战时期，所以，国民党的斗争会越来越尖锐，这必然会导致国民党的分裂。中山舰事件是“一个警告”，应该“从目前联合在国民党中的那些社会成分发生矛盾的角度去看这次事件”。

在布勃诺夫使团离开广州的当天，索洛维也夫致信加拉罕，对这种让步作了进一步解释。他说，对蒋介石的让步是“因为我们犯了错误迫不得已作出的”。使团迁就蒋介石并召回季山嘉，“此举作为一个策略步骤，以便赢得时间和做好准备除掉这位将军。”索洛维也夫之所以赞成这样做，因为他相信，“我们的军事工作人员太冒进了，忘记了他们只是顾问而不是指挥官。”在最近几个月，特别是近一个月，“我们作出了种种使蒋介石与我们和与国民政府疏远的事情”。索洛维也夫表示：现在，“我们应当设法以自己受点损失和作出一定的牺牲来挽回失去的信任和恢复以前的局面”。他在信中还提到，只有鲍罗廷能够完成这项任务，别人替代不了，因为鲍罗廷“在蒋介石那里确实享有非同寻常的个人威望”，蒋介石“信任他”。为此，索洛维也夫希望鲍罗廷尽快从北京返回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