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让鲍罗廷担心的是，“俄国人会不会被逼离开广州”。因为，他已经听到来自香港的传闻，说“广州当局要驱逐当地所有俄国人”，而且还要“实行分共”。因此，鲍罗廷不得不考虑，如果苏联人在广州的处境并不像传闻中所说的那样恶劣，那么，他就应该设法弥补，即使是权宜之计，“也算是我们的胜利”。他还向中共方面表示，莫斯科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支持中国国民革命，并且已经同国民党建立了友好关系。如果这种关系因为中山舰事件而有所损害，那么，“莫斯科对内对外，都将无法交代。”正因为如此，莫斯科一直在想方设法冲淡中山舰事件的严重性，甚至不惜出面替蒋介石辟谣。所以，对鲍罗廷来说，他着重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弥补莫斯科同蒋介石之间所出现的裂痕，“至于国共关系和汪精卫的去留似乎都成为次要的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鲍罗廷甚至把中山舰事件的责任推到中国共产党身上，以挽救莫斯科和他本人摇摇欲坠的威信。“他的这一方针，支配了他此段时期的一切行动。”

蒋介石在鲍罗廷的帮助下逼走胡汉民和许崇智之后，汪精卫便成了他的唯一对手，结果，蒋介石又利用中山舰事件成功地削弱了汪精卫的势力。这样以来，鲍罗廷精心策划的汪、蒋合作的局面已难以为续。而在中山舰事件中受到打击的汪精卫又声称自己有病在身，过起隐居的生活。但他没有很快离开广州，而是一直在静观事态的变化。其实，汪精卫很希望鲍罗廷能够帮助他打击一下蒋介石的气焰，使他得以体面地复出。可是，事态的演变并不像汪精卫想得那么简单。亲汪分子在3月底曾召开促汪销假复职大会，无赖国民党军政要人对汪精卫的复出并不热心，还说“汪蒋再合作是有困难的，汪既不愿意再干下去，旁人也不好强人所难”。

就在这时，蒋、胡合作的消息又在广州传开了。同鲍罗廷一起回到广州的胡汉民，很快和蒋介石言归于好，他不仅参加了国民党政治委员会，而且还同孙科、伍朝枢和吴铁城这几个右派分子打得火热。在莫斯科呆了半年多的胡汉民并没有感激苏联人，还公然提出“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口号，甚至煽动蒋介石全面反共。蒋介石虽然没有接受胡汉民的建议，但他利用了这一局面向鲍罗廷施加压力。

于是，对鲍罗廷来说，他必须在汪、蒋之间作出选择。尽管他一直把汪精卫当作最亲密的合作者，但是，为了防止出现他不愿意看到的蒋、胡合作的局面，他最终还是抛开了汪精卫，转而支持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