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撤销了汪精卫的领导职务，选举张静江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谭延闿接替汪精卫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不仅接替谭平山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而且还担任了国民党军人部长。这些人事方面的所谓改革实际上都是蒋介石一手促成的，“形式上经过蒋、张、鲍三巨头的密商”。

不难发现，这四个提案，特别是蒋介石单独提出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协定事项案》主要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其目的是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削弱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权力，也打击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势力。对此，蒋介石直言不讳地说：“此时共产党夺取广州基地的阴谋既已失败”。

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国民党所采取的整理党务案的办法，决不是由“容共”到“联共”，“其用意无宁是限制中共的发展，打击中共之独立存在。”

所以，整理党务案公布后，在广州的中共党员“无不万分激愤”。有些人不满地责问说，为什么不主动提出国共合作方式，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合作？为什么不退出国民党？为什么要被动地受处罚？

尽管鲍罗廷也感到不愉快，但他还是作了“种种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他声称：“我们没有被驱逐出广东，那就显示我们仍有胜利的机会。只此一点，就可以证明我们的处理方针并不算是完全错误的。”他还自我安慰，说右派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他自己也没有被扣留，而主张扣留他的胡汉民倒是被赶出了广州，企图捣乱的吴铁城被拘禁了，西山会议派的人也不能插足广东。右派“连一个职位也没有捞到，几乎所有部长都是左派”。这一切都证明受到打击的不是我们。

其实，鲍罗廷向蒋介石妥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想利用蒋介石来反击右派。蒋介石同意了鲍罗廷的要求，在提出整理党务案时对右派的活动也作了一定的限制。仅此一点，鲍罗廷竟然感到很满足了。他对彭述之说：“我也知道，蒋介石有很多严重的缺点，但在现时的国民党中，没有人像他有力量有决心，足以打击右派的反革命阴谋。因此，为了打开当前极度危险的僵局，我们不得不对蒋作最大限度的让步，承认他从三月二十日以来所取得的权力，不要反对他的整理党务案，并支持他尽快北伐”。他甚至相信，“将来随着北伐的进展，形势会对我们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