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哈里曼给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的电报证明了上述看法。他在电报中说：苏联虽然不一定反对在新疆出现自治局面，但是莫斯科的宗旨是“始终要对当地政府的政策方向施加压倒一切的影响，尤其要左右新疆的全部对外联系，直接的目的可能是要保持对地方当局活动幕后的控制权，而不公开承担任何行政责任。”所以，哈里曼认为，在最近一个时期，对新疆来说，“主权问题将处于次要地位”。

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驻新疆外交特派员刘泽荣也作出了类似的判断。据他说，当时，苏俄总领事正离开新疆回国，迪化只留下一个副领事。他认为，新疆问题原属于地区民族协作问题，即汉回之间的问题而不是中苏两国间的问题。刘泽荣不赞成国民党政府推行的少数民族政策，他还特意提到，当地学校禁止教回语，而要求所有学生一律学习汉语。刘泽荣根据他在新疆的谈判情况判断，苏俄“对新疆并无政治企图”。

3月6日，蒋介石在同顾维钧的谈话中虽然看出了“俄国人的危险性”，但他又认为，世界上再没有比苏联更了解中国了。中国人不能忍受分裂之苦，如果苏联企图把中国分成两个国家，它必须考虑到中国人民肯定会反对。况且，苏联也不愿意同全中国人民为敌。

斯大林为了恢复沙皇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开始注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4月3日，莫斯科召回潘友新，任命彼得罗夫为驻华大使。蒋介石立刻意识到，新大使的任命，是苏联“对华突变之行动”。联系到“近日新疆匪势亦已渐缓”，蒋介石猜测，这意味着苏联“对华政策已转变”。

在4月中、下旬召开的旧金山会议上，苏联明显地对中国表现出友好姿态。同时，中国代表团也尽量避免同苏联方面发生冲突。为了缓和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国民党政府在会议前夕致电莫斯科，表示中方愿意维护苏联的利益，并且支持苏方要求中方给予支持的提案。在讨论会议程序时，美国代表团建议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三人。而苏联驻美大使葛罗米柯主张设四位主席，由四个发起国担任，轮流主持会议。葛罗米柯的提案显然是根据莫斯科的指示提出来的。美、苏有关会议提案的争议，无疑是对中国代表团“诚意的初次考验”。考虑这一点，中国代表团向美方解释，因美国再三敦促中国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中方“不愿在会上冒犯苏联”。于是，中国代表团在决定支持美国的提案时，“也不愿过于强硬地反对苏联大使的意见”。代表团在请示重庆后得到的答复是：谨慎行事，间接支持美国，设法避免刺激俄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