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的争议当然还包括“地球是圆的”这个话题，虽然英国人都发现了清朝行宫中保存有明朝遗留下来的地球仪和《坤舆万国全图》（传教士利玛窦所赠，明朝曾全国公开出版，上面标有英国的位置）。但乾隆依然不知道英国在哪里，一个叫杨光先的大臣还散发文章说：“若四大部州，万国之山河大地，是一个大圆球……竟不思在下之国土人之倒悬……有识者以理推之，不觉喷饭满案矣！”

马戛尔尼归国后，曾得出如此结论：“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因此，清帝国“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 。

事实上，正如马戛尔尼所说，清政府并不缺乏雄心，但关键在于他们“目光如豆”，视野中有一顶“内置的帽子”——自我的盲点。所以，盲点也决定了统治者不可能拥有开拓型的国际视野，也不可能有开放的国策。因此，就算见到了先进的地球仪、战舰、火炮，他们也一样无动于衷。

对于任何一个人的视野来说，自我的盲点总是非常致命。

埃里森在耶鲁大学的演讲

甲骨文的联合创始人兼CEO拉里?埃里森2000年在耶鲁大学做演讲时，曾创造一个新名词：“内置的帽子”，在网络上也流行一时。

他在演讲当中说：“我猜想你们中间很多人，也许是绝大多数人，正在琢磨，‘能做什么？我究竟有没有前途？’当然没有。太晚了，你们已经吸收了太多东西，以为自己懂得太多。你们再也不是19岁了！你们有了‘内置的帽子’！我指的可不是你们脑袋上的学位帽。”

一个人在视野上的自我盲点，通常源于各方面的自我误区。一是被先天的客观环境主导所造成的盲点，譬如传统文明、体制文化、出生环境、生活地域等所造成的视野盲点。

先天盲点首当其冲的是文明，其次是文化传统，再次是体制。塞缪尔·亨廷顿所著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便把文明冲突当作观察世界风云的重要视角。也正如亨廷顿此书中所指出，冲突并非都是因为物质利益缘起，“文明”（或称“文化个性”）的不同也可以引起冲突。

文明和传统文化的盲点或误区，则必须依靠文化观念的正本清源来解决。有时候，它与知识多少、品德好坏、个人好恶无关，只与文化观念有关。譬如大家都说的民族性，法国人的浪漫和德国人的严谨，这就是先天文化传统的影响。对于那些文化习惯封闭的人来说，明知道创新有益，依然觉得很难接受。相反，对于崇尚冒险和创造文化的民族来说，就算个人因循守旧依旧能够取得成功，他们也依然觉得没有成就感。

著名主持人杨澜离开央视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班上有很多同学就来自国际家庭，譬如爷爷是西班牙人，奶奶是匈牙利人，爸爸从阿根廷来，妈妈在纽约上班，这种独特的经历让杨澜意识到自己文化传统所带来的先天盲点：“我发现世界上原本有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思维方法，同样的事物有来自于不同角度的各式各样的看法。从此，我不再那么自以为是，不再以为自己以前一贯接受的观点肯定是正确的了。”

相对于文明和传统文化的影响来说，体制所造成的盲点“来得快去得也快”，不会根深蒂固。这类客观体制所造成的盲点例子也有很多。譬如“文革”时期整个中国的大多数人都怕自己有个“富爸爸”，而仅仅10年之后，大多数中国人又都恨自己没有一个“富爸爸”。

“难以理解”的盲点

上海创开无框阳台窗公司的董事长应钢星从芬兰留学归来，就曾遇到过一些体制上的“盲点”问题：“我们认为很简单、应该很好理解的事，有时在别人眼里恰巧不简单，很不让人理解。尤其是你的项目业务是全新的，我们国家原来不曾有过，管理部门没有碰到过或涉及过，目录上对不上口，就会困难重重。”

“我们注册一家公司，专门在工厂里用生产线来生产一种生态别墅或木结构住宅，我把这家公司取名为某某生态别墅制造公司。问题就来了，遇到的问题是工商局不让注册，注册人员说，如果是别墅制造公司，性质如同房地产开发公司，需要相关的房地产资质要求。我们努力向他解释说：我们不是房地产公司，我们不买土地，不开发房产，我们只是产品制造商，把房子作为一种产品，在工厂流水线上制作，制造完成时卖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