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后来，我又非常难堪地看到，当这些并不代表社会精英阶层的人登上了市场经济的主流舞台的时候，给整个社会带来了道德滑坡，使沉渣泛起。更可悲的是，当这些人成了主流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知识分子，不惜纡尊降贵以附骥尾，更有甚者，甘于随波逐流，还自喻为“狗群里学狼叫”，自嘲“只有先流氓化，然后才能绅士化”。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我开始反思：自己昨天的歌颂是否错了?第二个使我反思的是，中国的明天会是什么样子?光靠这批“贵在大胆”来夺取财富的所谓代表有没有出路?当我看到很多知识分子也把这种暴发户获得成功的道路当成必然之路、当成“终南之道”的时候，我就不禁开始为这个民族担心，为这个国家的前途而担心。但理智又告诉我，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下海，只有通过下海来显示自己的实力和价值以后，才能再来引导这个时代，使中国早一点走出浊浪滚滚的江流，走上一条健康的、良性的、高雅的道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重建文明、重建文化。

也就是说，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这种背景注定了我们这代人下海的目的不能与纯粹的暴发户等量齐观，一切不只是为了钱。所以当初我下海的时候就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经济压力并不大，金钱只是顺带的结果。下海不为钱是假的，只为钱又迷失了自我。当顺带获得了财富的时候，我主要获得了什么呢?事业越成功，我越忘不了要三省其身，扪心自问。我一直坚信这么一句话：“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来摧毁。”这些年混迹商海，颇感欣慰的一点是，我不仅维护了个人的自尊，也维护了知识的尊严。事实证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微妙的时代。当知识女神与所谓的财神进行沟通的时候，她已经不只是一个仅为婢女的陪衬了。一叶知秋，财神对缪斯的礼拜，我从自身感受到了，也从王志纲工作室这个知识分子团队的身上感受到了。正当我们这支知识先遣队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跋山涉水的时候，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从美国的硅谷和华尔街，一个个脚踩数码和风险资本风火轮的、信息时代的“红孩儿”杀进了中国。这些大把烧钱的知识精英被媒体称为“知识英雄”，当这些数码英雄进入中国大地的时候，北京中关村发出了新的宣言：知本家时代到来了，资本家时代过去了。人人都为它感到震动并欢呼不已，很多青年人热血沸腾。当张朝阳作为中国的民族英雄登上《财富》论坛演讲的时候，许多年轻人都认为，挣大钱实在是天底下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这个时候，整个社会进行了一次重新的洗牌，传统行业——首先是传统的媒体行业，已经留不住人了，大批的人为了期权都纷纷地进入网络行业，报纸上成天充斥着这样的豪言壮语——我们将造就多少个亿万富翁，真是“粪土当年万户侯”。

一句话，知识分子的春天来了。也许是比年轻人多了一分冷静和保守，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天上不会掉馅饼，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网络经济真有那么神吗?但简单的批判无济于事，于是我就用一个最笨的办法，学当年被毛泽东贬官、但不信一亩地能打出数万斤粮食的彭德怀在自己的院子里开了半亩试验田一样，索性也做了个工作室的网站，还有中国智网。经过反复折腾，几乎是施了最好的“肥”，用了最好的“良种”，到秋后一算账，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B2B，什么叫做B2C，什么叫做门户网站，什么叫做垂直网站……一句话，什么叫做网络经济。我也同彭大将军一样，好不容易弄明白了新型化肥可使亩产多500公斤粮食，但不可能多产5 000公斤这个浅显的道理。于是，在2000年初数码还甚热的当儿，我在国内一次颇具规格的网络国际论坛上发表了自己对网络经济的看法：第一，互联网绝不是对传统经济的颠覆，它只是一种工具及手段。二者的差别就好比传统经济是蒸汽机车，而互联网添加的新经济是磁悬浮列车一样。第二，互联网作为一种泡沫，再也吹不下去了。我估计最迟在2001年，将会有大批的网站破产，精神病院里面将会增加一些被称为CEO的病人。可以想象，我的断言如同一勺水浇到油锅里，自然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和不满。

没想到不幸而言中！今天可以看到一个个泡沫破灭了，知识英雄们一夜之间又成了悲剧人物，光环消失了。当新经济的梦破灭以后，很多人又开始怀疑，是不是说知本家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又像哈雷彗星一样，同我们擦肩而去了?当别人欢呼的时候，我常常保持一分冷静；而当别人困惑的时候，我又多了一分自信。我的答案是：恰恰相反，知识经济时代真正到来了。但我不喜欢用知本家、知识经济这些概念。我认为是双重本位——财富和智慧的互相为用，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知识经济时代。财富是生产力之母，智慧是生产力之父，只有这两者的搭配和作用，才能生出一窝活泼可爱的新生产力的时代产儿来，也就进入了我所讲的财智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