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出承诺很容易，但可信承诺则另当别论。Kornai(1986：1705~1706)观察到：在匈牙利，工匠和小店主都担心政府没收，尽管 官方一再宣称他们的经营活动是匈牙利社会主义的永久特征 。 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短期利益最大化者，对于建立长期信誉或投资于长期固定资产并不感兴趣 (1986：1706)。这一点可由以下事实来解释： 这些人或他们的父辈都经历了40年代财产充公的时期 (Kornai，1986，p 1705)。

但原因不只如此。除了因为有过财产征用的历史，还因为直到1986年政府结构并未改变，仍是先发制人进行侵占。政府的声明只有经得起长期考验或伴随着可信的不会轻易取消的政治重组后才更加可信。正如一位波兰企业家最近所说的那样： 我不想要昂贵的机器。如果局势改变，我会被它们缠住。 (Newman，1989，p 37)请注意，在这方面， 如果法律及实施处于一党制政府的控制之下，那么法律的客观公正性难以保证 (Berman，1983，p 37)。如果制定法律的君主 不能随意地制定法律，并且除非他重新制定 依法制定 否则他会受到法律的约束 (Berman，1983：9)，那么法律的可信性才会提高。自我否定的法令，甚至已经渗入政治过程的惯性，都有着可承诺的益处(North和Weingast，1989)。

而这些并未体现在东欧和苏联身上，MikhailGorbachev(建议美国公司迅速在苏联投资而不要观望等待)提议： 现在与我们一起奋斗，参与到我们伟大国家建设中的公司，有着美好的前景 而那些一味等待的公司将来仍然是旁观者 我们拭目以待 (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1990：5)。苏联的领导承诺早行动会得到奖赏而晚行动会受到惩罚，这反映了胡萝卜加大棒的传统激励。它忽视了轻易的行政独裁是契约风险的源泉。矛盾在于较少的自由度优于较大的行政专断，因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得到更多的可信承诺。有效的经济改革要求：要想建立投资者的信心，就要消除违约的可能性。

政府方面缺乏可信承诺，这给私人部门中长期的、固定的、无论是专用性的还是非专用性的投资都带来了风险。如果长期性、固定性都与资产专用性无关，那么所有类型的私人部门的监管交易成本会随着征用风险的增加而增加。这种情况下，和的值可能变化很小或者不改变。可以肯定，在人们认为征用风险很大的体制下，政府一方将不得不承受较大的长期投资负担。私人部门的长期投资将偏好那些能走私的资产或是其他可移动资产，例如通常意义上的人力资产(熟练的工人、手工业者)，如果允许迁居至别国，就可利用人力资产来创造经济价值。

泄密(leakage)。不仅许多产权的价值被政府低估，专门知识和信息的价值也可能被供应商、购买者和竞争对手挪用或浪费。Teece(1986)最近提出这些问题，并连带探讨了 弱的可占用体制 ，这与Arrow(1962)早期关于信息产权的讨论相关。如果不能合法保护知识投资，或者如果名义上的保护(如专利)无效，那么(1)事前进行此类投资的激励会受到削弱；(2)将此类投资置于保护性的治理结构之下的事后激励增强。正如Teece(1986)所讨论的那样，出于保护的目的，有时会将泄密风险极大的相关生产阶段横向或纵向一体化，行业秘密保护就是一个例子。

与层级制相比，这里用比较治理成本来解释弱的可占用性(更大的泄密风险)增加了混合制契约的成本。图6 1中的市场模式曲线和混合制曲线都因为泄密风险的增加而上移，所以基本保持不变，主要影响集中于k2。当泄密风险增加时，k2的值左移，以至于交易分布倾向于层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