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考虑也适用于中国和东欧的改革。例如，如果私有化的效力启发我们思考组织银行业的方式和产权安全，那么随之而来的忽视制度支持的各种建议就充满了风险。可行性组织的研究是一项综合了法律、经济和组织学的事业。本文的分析工具是与之相关的，但要把它应用于经济改革还需要界定可供替代的资本形式之间的语境上的差异(Hamilton和Bigaart，1988)。

结论(Conclusion)

本文在以下五个方面推进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研究：(1)将社会经济问题描述为相区别的自主适应性和协作适应性问题；(2)每类治理形式依赖于一种契约法，值得注意的是自我控制契约应用于内部组织并支持授权；(3)混合制形式不是市场与层级制的松散组合，而是具有自身的严密的逻辑依据；(4)更一般地说，本书中关于治理的范围和解释说明揭示了每种治理形式 市场、混合制和层级制 的逻辑；(5)制度经济学中明显相关联但迄今仍相分离的阶段 制度环境与治理机制 结合在一起，其结合途径为通过将制度环境解释为一系列参数变动，其中的参数变化带来了治理比较成本的变动。从治理的均衡和比较静态分析中得出了大量可辩驳的含义。而且，发展着的经验研究文献也是确凿有据的(Williamson，1985：chap 5；Joskow，1988；Shelanski，1990)。

需要进一步发展概念的、理论的、经验主义的研究。结合相关联的信息经济学、代理理论和人口生态学，我们有理由乐观地认为：一门 新的组织科学 将在20世纪90年代成形，无论这一前景实现与否，组织理论将在法律、经济学和组织学方面有所更新。这是跨学科的社会理论发展的激动人心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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