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组织形式要直接比较交易成本，然而，这一论断常常由于上述成本很难观测和度量而受到批评。许多交易风险(例如不能迅速应对变化的环境)隐含或者潜伏于交易之中。其他风险(例如增加的交易需要管理者、监管者或法官们更多的注意力，或者由于雇员、分包者不肯提供更多的信息而造成损失)虽然显而易见，但是难以量化。

另外，比较组织成本面临基本的选择问题：未选择组织形式时，组织成本无法直接观测。因此，即使能够充分度量内部供应者的治理成本，但通过长期契约 由于一体化决策 从外部利用同一供应者的治理成本却无法观测。人们最多可观测当前所选的组织形式的成本，因而无法直接比较各种可选组织形式的成本。因此，早期很容易得出被观测制度能最小化交易成本的结论，并且难以辩驳。

2 简化形式的分析(Reduced FormAnalysis)

为了回应批评意见，交易成本的理论研究者们开始将发生的交易成本与交易的可观测特征相联系，将组织形式的选择建立在这些可观测特征的基础之上。组织形式应该与交易特征相匹配，其清晰的表述请参见Williamson(1979)。其他文献包括Williamson(1975，1985)和Klein等人。因此，假设组织的真实成本是

Go= X+e，(2)

Gm= Z+ (3)

其中，X和Z是影响各自组织成本的属性向量， 、 是系数向量，e、 是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代入方程(1)后，观测到组织形式Io的概率变为Pr(Go< Z- X)。这样，关于组织模式的假设就可以建立在系数 、 的符号及相对大小的基础之上，而并非成本Go、Gm。

最后的模型选择需要使用量化的估算技术，例如概率和对数。Monteverde和Teece(1982a)，Masten(1984)，Anderson和Schmittlein前期所做的关于一体化决策的实证研究就是一些例证。上述研究的普遍策略是将组织形式看作可观测特征的函数(例如资产专用性程度、与交易相关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由于(2)与(3)中的系数将外生变量与组织成本相联系，因此这些参数可以被很好地解释为在受观察的机制间进行选择中的组织成本结构。但是，量化的选择模型的估算结果最多仅提供了上述成本的大小顺序。例如概率估计中的系数是结构方程系数间的常态化差值，或( - )/ ，其中 是e- 的标准差。若没有关于变量(e- )的独立信息，组织成本方程中的结构系数只能作为一个按比例变化的因素。

而且，若X和Z代表共同因素，则只能确认 、 之间的区别。如果一个特征只影响一种成本，那么其他方程中相应的系数为0，而且( - )/ 的分子只包括余下的系数。例如，考虑这一假设：对于特定交易而言，当资产专用性较强时会增加市场交易成本而不是内部组织成本。令 k、 k代表相应的系数，可以验证 k- k>0的推论。然而无法反驳 k、 k非负的假设。于是我们发现：即使资产专用性提高契约成本的假设无效，那么原则上较高的资产专用性仍然会增加一体化的可能性。因此，当前对于交易成本理论的检验虽然得到广泛的支持，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仍有欠缺。

3 直接检验(DirectTests)

只有解决了本节开头提出的度量问题，才能有效地检验理论并估算实际组织成本。在这方面，要用到一些标准化的计量检验技术。例如，对于特定交易，如果我们了解组织形式的选择过程并能获得数据或者已选组织形式的成本的替代，那么即使无法观测到未选择的某种组织形式的成本，我们仍可以估计组织的成本结构。于是在一体化决策中，如果企业选择低成本的组织形式，并且我们可以观测到所选制度下的交易成本，那么使用回归技术就可以得出对市场和内部组织成本的一致估计。参见Maddala(p 223~8)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