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这样不咸不淡地在部队里待了近十年。1976年，“野心家、阴谋家、妄图篡党夺权”的“四人帮”被一举粉碎，任正非也开始扬眉吐气了。

1978年，作为“毛选学习标兵”的他，以非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了由邓小平主持的、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全国科学大会，自是风光无限，老父亲激动之余，将他与中央领导的合影放大用镜框小心地装好，放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

憋了十多年的任正非，正意气风发、准备乘长风破万里浪时，造化弄人，他所在的部队因为大裁军整体转业，无奈之下，老任依依不舍地脱下了军装，变成了一介平民，被迫下到了海里。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任正非下海之初，被人骗得很惨，你相信吗？不过，这是事实。可见，那时的他还没有完全静下心来。但任正非与牟其中、禹作敏的最大不同，就是他多了点儿理性。当发现已经没有可能走“又红又专”的仕途时，他非常果断地将自己的整个生命激情、智慧与才华全部倾注于当下的事业，而且心无旁骛。经过若干年艰苦卓绝乃至九死一生的拼搏，他终于开辟了一片天地。

凡是存在过的注定要留下痕迹。仔细研究华为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任正非的市场攻略、客户政策、竞争策略以及内部管理与运作，无一不深深地打上了我们传统的权谋智慧以及毛泽东斗争哲学的烙印。翻开任正非的内部讲话材料和华为的宣传资料，其字里行间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战争术语，你仿佛置身于一个别样的战争环境，心速加快、眼中放光、热血奔流。

以至于有人说进入华为的人都被洗了脑，老任并不否认这一点，却反说，一个自信的企业最大的底气来自于它改造人的力量。但不管怎么说，任正非利用他的文韬武略、权谋智慧，硬是打造出了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铁甲兵团，将西门子、朗讯、阿尔卡特、摩托罗拉等跨国的狮子们打得落花流水，硬是用三流的产品占领了一流的市场。任正非的身上烙上了毛泽东时代的深深印记。他们这一代人因为特殊而复杂的家庭背景，有着与生俱来的“原罪感”，似乎他们人生的目的就是通过不断的奋斗、拼搏，从而达到赎罪之目的。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这种“狠斗私字一闪念”的赎罪意识表现于外，就是坚韧的毅力、不屈不挠的奋进、燃烧的激情、乐于奉献的牺牲精神以及渗入骨髓的民族忧患意识。他们这一代人是天生的苦行僧、笨拙的享乐者，他们往往率先垂范，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他们对员工说得最多的是“跟我上”，而不是“给我上”。大雨滂沱、汽车抛锚时，脱掉皮鞋，卷起裤脚，冒雨推车；将废品做成“奖品”发给相关的研发人员；为了提醒生产及研发部门的领导深入实际，居然给每人送一双皮鞋。凡此种种，发生在任正非身上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这种怀着深深的原罪感而自觉不自觉地在苦水里泡三遍，在咸水里泡三遍，再在血水里泡三遍的精神历练，使任正非滋生出强烈的民族意识、长线意识以及忧患意识。当海尔大张旗鼓地说“海尔，明天的世界500强”时，任正非则郑重其事地讲，华为在三代之内不要谈这个问题。在IT业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之时，老任却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华为的冬天要来了！比之狼来了还要恐怖，忧患、焦虑之心之情溢于言表。据说，《我的父亲母亲》一文是任正非亲自撰写的，发表前还叮嘱部下，不准擅自改动一个字。读完这篇流传一时的文章，感慨之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该文是新时期的《陈情表》。

当年的李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让皇帝收回成命，使他得以在家中尽孝，而他本人也因《陈情表》而留名青史。任正非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以缠绵、细腻的笔调传递出了复杂、多元的信息。

只有他那个时代的人，也只有具有他那样复杂、特殊身世背景的人，才会用如此委婉、曲折的手法将其心中的万千感慨，通过笔墨倾泻而出。在文章中，他向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党传递了一种深沉的诉求，“父母虽然较早参加革命，但他们的非无产阶级血统，要融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要取得信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他们不可能像普通农民、工人那样政治纯洁。他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这个社会又是多元化的，不可能只有一种纯洁的物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向党交心，他们思想改造的困难程度要比别人大得多，所受的内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他们把一生中的任何一个细节都写得极其详尽，希望组织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