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步入主流社会的他们也开始谈“精忠报国”，谈企业文化、规范操作，谈做人的操守与品德。再往前发展，中国的富豪、老板们就会进入一个真正重视无形资产的阶段。随着竞争加剧、事业的急速膨胀，对于大老板来说，良好的信誉成了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的最佳法宝。

对于这些老板来说，钱财已不是主要的问题，打造百年老店是他们的目标，他们需要考虑的是经营的永续性、事业的传承性。

为此，他们也必须考虑按国际惯例办事，注重信用，由此，逐渐成为社会的脊梁与社会财富的管理者。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也经历了这样的阶段。比如，100年前美国首富当然也是世界首富的洛克菲勒先生，前半生的原始积累充满了肮脏和丑陋，但晚年他突然顿悟，立地成佛，成立基金会，将平生积累的财富交给宅心仁厚的长子，由他来回馈社会。北京协和医院当初是亚洲最好的医院，它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捐资修建的。所以，任何财富都会经历价值观的清洗，并经历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

目前，香港已经完成了这个过渡，所以才会产生诸如邵逸夫、霍英东、李嘉诚这样慷慨捐赠的老板。对待任何事物，我不喜欢一分为二、非黑即白，我喜欢一分为三，辩证地看问题。在特定阶段，不少人都是魔鬼与天使的结合物，尤其是商人。正因为资本与生俱来的原罪，成名的老板们对富豪榜自然就敬鬼神而远之了。但有意思的是，每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一公开，总会有一些人对媒体声称自己的财产被严重低估，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大凡经历过中国式酒场的人都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已经酩酊大醉的人会拼命地辩解自己没醉，还可以再喝一斤、半斤；而根本没醉的人反而会说自己醉了，而且醉得不辨东西。富豪排行榜，就充分体现了这个酒场规则。说自己的资产被大大低估的人，如牟其中、杨斌等，往往就是喝醉了酒的人、渴望捷径的人。什么叫做利令智昏？就是醉得找不到北，已经忘了自己到底能喝几斤几两了，正所谓“上帝要他灭亡，必先让他疯狂”。周正毅在上海时非常低调、神秘，但在香港时却非常张扬。

一个商人居然成了娱乐版的明星，装修豪宅就花了近一个亿。一个人为何有两副面孔？因为他深谙中国国情，也有前车之鉴，知道在国内应该财不露白，否则就会像养壮的猪一样被宰；但在香港到处作秀、虚张声势，却可以使港人对其刮目相看，为的是反弹琵琶，大肆圈钱。谁想玩火太过，露了馅，终于引火烧身。

其实说来说去，商人无非都是“经济动物”，低调或者张狂，不论他采取什么表现形式都是为了经济目的，如同生产关系之于生产力，只有是否适应，没有好或不好，不存在道德评判的问题。对于商人，我们不能要求他们像鲁迅、闻一多那样“铁肩担道义”。

张扬也好，内敛也罢，无非是为了生意。商人之所以低调是因为低调有低调的好处，尤其是广东的老板们。他们大都是实干家，信奉力不到不为财、落袋为安，看不上那些所谓的虚名。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越是有钱的反而越低调，越怕惹祸上身。当然，也有些富人可能不善言谈，恐抛头露面反而会自损形象，不如神秘一点儿更有利。

相反，有些商人之所以高调，是因为他们尝到了高调带给他们的好处，将少说成多能吸引更多人气，抬高身价能更省力地扩充财富，夸大实力能居高临下抢占先机、占有资源。有人说，社会如舞台，“演戏的人是疯子，看戏的人是傻子，写戏的人是骗子”。所以，目前这种靠各种假象推测出的富豪榜，大家可看、可赏，但千万别太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