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者，即知晓这是谁人之天下，这是何样之社会，这是怎样之环境；自知者，即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是谁，有多少斤两，即便红帽加顶，黄袍加身，也要头脑清醒。

殷鉴不远。我曾经同四通的创始人万润南打过交道，那是1988年底，在当时的中关村。在当时的中国民营企业中，恐怕无人能望其项背，“固一世之雄也”。我曾向其请教过对中国市场经济的看法，其谓“南方的市场经济是从地里自然长出来的，北方的市场经济还得经过扫盲、移植、播种”的宏论令我叫绝。遗憾的是，万润南纵有雄才大略，没在经营上翻车，但他却一时头脑发热，犯了“把水中的月亮当成了真月亮”的政治幼稚病，在非常时期站错了队，最后只能流亡海外、销声匿迹了。在商不言商，乃商人之大忌！

不幸搭错车的一世之雄牟其中更是典型的例子。

这位通过倒飞机而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英雄，曾有满腹的宏图大略。可悲的是，当这位有着浓厚政治情结的狂想家忘情于脚下的时候，却早已“梦里不知身是客”了，因此，其结局也就免不了“人生长恨水长东”。生存法则之三：审时度势，和平演进深谙生存智慧并巧妙地将之运用到企业中去，最终修成正果、功成身退的人物，莫过于联想的柳传志了。

柳传志天生是一个商人，当初他进入中科院，我想这应是社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谓学术）”的结果。

但是种子总归要发芽。1984年，当柳传志从中科院下海的时候，用他自己的话讲，叫做“憋得不行”。龙归大海，谁也不曾想到他这纵身一跳，十几年后竟跳出一面中国IT行业的旗帜来。

联想可谓是中国企业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富有研究价值的活标本，但其中的奥妙，西方人搞不懂，声名远扬的哈佛大学商学院也搞不懂，他们的兴奋点是企业管理、产品分销等此类的专业话题。而柳则含蓄地将其总结为“屋基理论”。其实，这种看似简单的“屋基理论”，正是柳的生存智慧之所在。盖房先要夯牢地基，行船须得熟知水性。

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纵观联想这些年来走过的路，可谓耐人寻味：其一，联想所谓的高科技其实是从贸易开始的，创业需要第一桶金，而只有商业资本可以短、平、快地达到这个目的。

另外，从高往低走，这也正符合生存的需要，并且路会越走越宽。其二，产权改革。柳所精心设计的由内部分红权到股权，再到香港上市的产权之道在今天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但在当时却不能不说是一种极有城府的选择。出头的椽子先烂，在早期产权的演变中，任何一道坎出点儿差错，都会酿成意想不到的后果，而柳传志却绕过来了。其三，媒体曾经盛传一时的“倪光南事件”，表面上看，它是科学家与企业家之间的冲突，但其背后是两种生存力量的角逐，是活脱脱的一个现代版的“洪杨之争”。想当初，天王洪秀全出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设计了东王杨秀清代天父传言之神话，按时下时髦的话来讲，不过是为了“整合要素”。

不曾想，这个烧炭佬后来竟真把自己当成了可以凌驾于天王之上的天父代言人，以致洪天王最终掌控不住大局，弄得鱼死网破，酿成千古悲剧。“道不同不相与谋”，所以，柳倪之争是迟早要发生的，而实力的天平显然也偏向了柳的一边。于是，尽管倪光南使尽了手段，但终归奈何不得早已做大的柳传志，其出局也就合情合理了。柳传志历经艰辛，竟能逃过此劫，比洪天王更技高一筹。其四，柳传志不无潇洒的平稳交接。

今日，当其兴之所至地布道于四方，悠悠然信步于高尔夫球场的时候，俨然已功德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柳传志的生存智慧，妙在一个“忍”字，而这种忍，其实是一种最好的等待，一种对耐力的考验。说他曲线救国也罢，说他审时度势也罢，都无非是再一次验证了中国自古就有的“以柔克刚”、“大智若愚”的大学问。既坚持不断革命论，又揉之以革命发展阶段论，柳传志驾驭联想之船“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成功实践，完全是一部中国革命史在企业运营中的翻版。

就韬略而言，柳传志是个“懂政治”的企业家。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企业更是无处不在比“讲政治”。所以，我更喜欢这样评价柳传志的发展史：他在地狱里打了一个滚，在淘到真经之后，又回到了天堂。生存法则之四：深藏不露，与时俱进在生物圈中，动物大多有一种求生的本能，我们称之为“变色龙现象”。

他们身体的颜色可以根据季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可以巧妙地掩护自己，达到求生的目的。究其原因，乃是恶劣的生存环境使然。

这一点，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亦深有同感，在时代的变迁中，他们大多戴过各种各样的红帽子，直到今天才慢慢地恢复了本来面目。

其实，乡镇企业这些年来走过的路亦是如此。提到乡镇企业，不能不说在20世纪80年代就成为农村改革楷模的鲁冠球。这位乡镇企业发展史上的活化石，刚刚完成了从集体企业到家族制企业的“和平演变”，而当《福布斯》把他评为“中国巨富”、当人们终于明白万向集团姓鲁时，不禁吓了一跳。与鲁冠球几乎同时起步的农民企业家——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曾经达到的威望与口碑让前者望尘莫及，20世纪90年代初曾有“南有深圳城，北有大邱庄”的说法。他那“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的名言曾一度把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诠释得令人拍案叫绝。我曾问他，若从政可为何位？

他十分轻松地答曰：可为公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