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多次踏入胶东大地，发现深受孔孟文化熏陶的山东人在其价值理念中，重贵而非富。在其眼中，有了富不一定贵，有了贵也不太在乎富（其实富是贵的必然的、顺带的结果）。难怪山东及时雨宋公明大哥一定要带领众梁山兄弟接受招安，这也是那些老板们愿意以富换贵的深层文化原因。而一向务实的广东人则不然，在其价值理念中，富是第一位的，有了富就有了贵，没有富来支撑的贵是不让人羡慕的。

深受“重贵轻富”的鲁文化传统影响的山东人，形成了讲信义、讲忠诚、讲荣誉的性格，担当得起大事，并且也容易抱团。有句话说：“山东人在正确的路线下是模范，在错误的路线下也是模范。”因此，只要有个好头，不愁山东人做不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来。

梁山泊的108条好汉，也印证了山东地域性格的特点。广东则恰恰相反。广东商业文化发达，商业历史悠久，民众比较崇尚务实、善于捕捉机会，且大多特立独行，天马行空，崇尚个体之卓越，看轻群体之荣誉，“白耗子，黑耗子，不被老猫抓住就是好耗子”之高论就出自广东。

具体表现在企业运营上，山东人做企业是自觉地在跑一场马拉松，从一开始就做长线，胸怀大志，着眼长远，故海尔能够以“敬业报国，追求卓越”的精神来自我激励，长期不懈地坚持品牌战略和其服务理念，最终结出了沉甸甸的果实。

而广东人做企业则更像是一场百米赛跑，目标就在眼前，追求短、平、快，甚至是不捞白不捞，因此广东的企业常常是弄潮的好手，遍地开花，但似乎也很难长大。特殊的地域文化使人们产生了极强的价值认同感，山东人所特有的对模范效应的推崇与追随，使海尔的员工有强烈的责任感、荣誉感，向心力极强，管理队伍也非常稳定。而广东企业的管理层则动荡不安，人人都想做老板，炒更、跳槽乃家常便饭，故人才难留，管理成本居高不下。一句话，在深受地域文化影响的企业文化中的凝聚力与号召力上，广东的企业是难以望山东海尔之项背的。

同时，当海尔的规模逐渐扩张、品牌效应日益风生水起之时，山东的政治、金融、管理等资源都迅速地向海尔集团倾斜，从而使其无后顾之忧，能够高速地发展。这种众人拾柴火焰高的资源配置效应颇有点不计成本的战时共产主义味道，其优势是可以迅速调动、整合各种社会资源，集中力量，打一场歼灭战，从而达到独步当代的目的。但其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养儿不算饭食钱”，企业荣辱成败全系于一人身上的企业文化，稍有闪失，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所以说，海尔的成功，是文化的成功；张瑞敏的成功，也是山东文化的成功。正是山东人这种与生俱来、代代相传的价值观与文化观，造就了今天的海尔奇观。与善跑马拉松的海尔相比，广东企业更像一个十项全能的选手：一会儿推铅球，一会儿掷铁饼，一会儿投标枪，游泳、跑步、跳高……

忙得不亦乐乎。于是，鱼虾满谷，繁星满天；潮涨潮落，死死生生。也许天然具有“私有”倾向的广东企业注定要走一条荆棘丛生之路，也许其颇具个性的做法，会让他们中的不少企业家更容易昙花一现，但是一次次的毁灭、一次次的自我否定之后，他们最终会更接近市场经济。广东的企业家们或许要为他们的想法与做法付出沉重的代价，如一次次的企业解体，一次次的二次分配，在其付出代价的同时，最终也会沉淀到一个更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机制或平台之上，从而打造出更具市场适应能力的百年老店。生存法则之九：孔雀开屏，交易成本最低张朝阳提出的“眼球就是注意力，注意力就是经济”的观点，一时之间，点醒了很多企业家的媒体意识。在大众的聚光灯下翩翩起舞，一是可以满足自身的明星癖，二是可以省去不少的广告费，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我们看到万科的王石今天爬山，明天跳伞，后天摇身一变又成了摩托罗拉的形象代言人。

相比之下，皇城根下的地产明星潘石屹则灵巧得多，笑脸盈盈，直言自己已基本娱乐化，早已乐在其中了。

你说他是刘晓庆，他反而说自己是章子怡，奈其如何！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家们大都喜欢抛头露面，亮相于镜头前，行走于舞台，布道于四方？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其一，企业家与媒体的亲密关系可以用经济学上常用的“交易成本”来衡量。在商言商，企业家骨子里终究是商人。当其通过媒体曝光而获取的广告效应及无形、有形的收益远大于他因此所支出的成本时，他自然不会放过这种机会。其二，“醉翁之意不在酒”。

与有实力的企业家相比，张扬的多是“在路上”的老板，其想通过媒体效应膨胀其资产，夸大其实力，潇洒其人生。所以，就需像孔雀一样频繁地开屏，虚张声势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从而获取更多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