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以后父亲与经国先生的关系，或许是许多人最感兴趣的，但也是最难弄清楚的。从已经公开的史料中可以知道，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父亲确实成为台北与北京的沟通管道，台北那头应该就是经国先生。父亲晚年常自喻为波兰小说家亨利克·显克维支（1846－1916）笔下的“灯台守”，他无非就是守在香港这块地方，等待国共两党“床头打，床尾和”。等到贫病交加的暮年，父亲终于留下“经国不愿当李后主”这样的话。

父亲是在失望中去世的，比经国先生早走了15年半。不久前，一位熟知经国先生脾性的人士告诉我们，经国先生做事从来不留下片纸只字。那么，父亲与经国先生最后二十年的交往中究竟还有哪些事情，很可能会成为永久的秘密。

大陆上一两位以“曹聚仁研究”出了名的人，只不过凭着少许已经公开的史实，加上许多自己的想象或以讹传讹的奇闻，不断编写长篇文章，当不得真的。海外也有人声称自己曾参与国共之间的事情，但以他们当年的资历和工作，最多只能知道一些皮毛，也当不得真。

历史中的因缘往往是奇特的。没有与经国先生的那层关系，父亲下半生的日子可能会不相同，甚至我们做子女的也会有另一种处境。父亲又是最早使刘宜良（笔名江南）先生产生写《蒋经国传》的念头的人。我们后来整理父亲遗物时，就找出几十封两人当年的通信。刘宜良的这本书（指《蒋经国传》）使自己遭到杀身之祸，而他的死又完全打乱了经国先生的接班安排，李登辉才有由副“总统”扶正的机会。有时不禁会问，如果父亲与经国先生无缘在赣南相识，蒋家今天会不会又是另一种遭遇，台湾会不会也是另一种局面。父亲曾说：“历史真是说不得一个‘假使’的。”这正是所谓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的吊诡。但如果真那样，当然也就不会有今天的《蒋经国论》了。

父亲与经国先生的因缘似乎还在延续。景行这些年经常到台湾采访报道，一次在蒋孝严先生（当时还叫章孝严）的办公室里，他对当地媒体记者介绍景行时说“我们是两代世交”，那些小记者听了有些发呆。后来，他带着景行去新竹看他童年生活的地方，又去祭拜抚养他成长的外祖母。没过多久，蒋孝严就到奉化溪口“认祖归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