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9年冬天，我们溯赣江而上，到了赣州。那时，蒋经国先生初任赣南行政专员，推行新政。泰和人士（泰和乃江西战时政府所在地），以疑虑眼光在注视他的施为，给他带上红帽子。当时，我写了一篇《一个政治新人——蒋经国》分刊《金华东南日报》和香港《星岛日报》。这篇通讯，先后有英法俄译文，影响颇大。接着写了《蒋经国传奇》、《瑞金心影录》那几篇通讯，都是替他的新政作解释的。我另外写了一篇《新政漫谈》，这才说了我的政治观点，我以为蒋经国虽是标榜王阳明，他的新政，乃是属于王安石那一型的。后来，我在赣州，替他办《正气日报》，我就很少写有关他的新政的通讯了。写新赣南新政的朋友，如《大公报》的徐铸成、杨刚，《国际新闻社》的孟秋江，看法也和我差不甚远。只有刘思慕（《衡阳力报》总编辑）到过赣州，并没写什么。1944年，周维新写了一篇《评新赣南政治》，刊在《南平东南日报》，褒贬互见，许多话刺痛了蒋氏的心。

胜利之后，我从江西到了上海，朋友们殷殷以赣南新政为问。我就写了一篇《蒋经国在赣南》，刊在上海的周报，要算第二次的报导了。后来，蒋氏奉命在上海督导金元券的发行，他又成为海内外注意的新闻人物，若干荒唐的传说又浮了起来。我才开始在《上海前线日报》写《蒋经国论》，连载二十多天。后来，就把《新政漫谈》当作引子，汇刊了一本小册子，题名《蒋经国论》，附上了周维新的《评新赣南政治》和蒋氏的《夜宿虎岗有感》，还有几篇蒋氏的演讲词，那是第三次的报导。这一本《蒋经国论》，仍以《新政漫谈》作引子，至于报导蒋氏的言行，比较广泛而客观。不过我的观点，一直没改变过。我写这一类报导文字，总把自己当作百年后的史家来着笔，力求撇除政治的成见，知人论世，放在时代环境中去理解他的。有人设想我的报导，一定剧秦美新，那就想错了。

蒋氏之为人，是给中国这个官僚主义的政治社会拖坏了的。他虽是在苏俄大革命时期受长期的社会教育，可是，一回到了中国，就变成中国型的官僚。生活方式，也不免沦于腐化，以至于他的朋友，慢慢离开了他。因此，我写到了《阿契理司（今译阿喀琉斯）的脚跟》那一节，不禁投笔三叹，克林威尔（今译克伦威尔）说：“画我须似我！”我又怎能不写下去呢！我所写的，力求其正确、真实，蒋氏的政治前途，正在开展，我希望他从沉渊中浮起来，将来不要再写这一类使人短气的文字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