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全国的青年夏令营是在虎岗举行的，那一时期，虎岗和经国的怀抱，也给青年以无限的抱负。他有一天，讲演新赣南的远景：那时整个赣南已经成为工业化、机械化的世界；专署就在七十八层的摩天楼上，直升飞机就在屋顶的机场上飞来飞去；那时，南京和赣州之间，来往乘着火箭飞机，十分八分钟就可以到达了。那时候，全世界已经是一个和平的、繁荣的社会主义的世界了。

那些日子里，重庆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的加强，以及蒋先生威望的增高，对于专员的新政是有利的，没有人敢正面对这个三年计划的实施作批评。泰和人士，也只能在泰和说些无关痛痒的讽刺话。

不过新赣南来了，三年计划来了，官僚主义也来了，这就是中国。

经国曾经为了一篇批评新赣南政治的文章（见附录一），作过几次辩解，他自己表明他是要切实做下去的，要在赣南生起根来的。那篇文字，刊在《东南日报》上，周维新先生写的。他形容新赣南的三年计划，是一幅美丽的油画，挂在专员的客厅里，当作装饰品，那是好的。这些话，颇刺痛了“太子”的心。即算事实是如此，他也不愿意被别人这么赤裸裸地揭开来的。究竟新赣南是不是只是一幅美丽的油画呢？那就难说得很了，

专员主政的第三年，赣州城里，和某县城里，已经出现“经国路”的街名了。为了这事，他就下令痛切地告诫了一番，这么便过去了。又有一回，他看见公文往来，专员称专座，县长称县座，委员称委座，主席称主座，秘书称秘座，十分官僚腔调，又下令公文书，一律不许称“座”。触事例推，他的确想把官僚作风纠正过来。可是，中国官场，积重难返，做部属的，好似非那么肉麻不过瘾似的，连着专员也在染缸里过得久了，久而不觉其为官僚主义了。

就在三年计划完成的第二年，专员有一回要巡视南康某一山峰。南康县长，就连夜派民工，赶铺一条五里多的小路出来。他为了这件事，十二分的痛心，立即停止巡行，还派员安抚了老百姓一番。可是，官僚作风还是到处存在着。

且不说别的，就说他那些留俄同学吧，都是在莫斯科进过孙逸仙大学喝着罗宋汤的，有着专员作护符，每每横行无忌的。还有一回，一位派到浙东去的科长，他在宁波住了许多日子，不知怎么心血来潮，要买一套西装料子送给专员。那时，他心中大不快意，可是幽默得很，当着那科长的面，立即把那套西装的料子送给他的卫士，让那科长笑哭不得。

可是，他的干部，就那么手脚干净了吗？也有穷得连一家大小吃不饱的，也有捞得很不错的。大概在赣南工作的都还有点朝气，到了中央干部学校，便越来越不行了。有些干部，后来就叹气了：“早知如此，我又为什么当年不捞一下呢！”大概王继春是第一大傻瓜，以后这样的傻瓜就不多了。

一般说来，赣南公务员的待遇并不比别的地方好。不过，赣南有交易公店及合作社的组织，一般日用品的配给，却也帮着战时公教人员解决了实际问题。年节照例又有奖金，这笔钱，对于薪给阶级有极大的帮助。“太子”也颇关心养廉这一方面的事，后来场面大了，干部多，不免就有偏枯之处了。

自来，替新赣南写过文字的，《大公报》有徐铸成（桂林版总编辑）和杨刚（大公报特派员），也是誉多于毀。独有杨潮（羊枣），则认为局部的改良，即算是有进步，也是无济于事的。那时，羊枣主衡阳《大刚报》笔政。到而今看来，言各有当，究竟对不对？也还难说得很。